由于我们将要尽情地投入不纯粹的现象学，因而在方法上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小心。现象学家采用的标准视角是笛卡儿的第一人称视角，在这一视角里，我以独白（我让你可以听到这种独白）的形式来描述我在我的意识经验中所发现的东西，指望我们会达成一致。但是，我已试图指出，由此形成的第一人称复数视角的友好合作只是错误的危险孵化器。事实上，在心理学历史中，正是因为人们不断认识到上述方法论的问题，这才导致内省主义的衰落并促进了行为主义的兴起。行为主义者非常小心地避免推测在我的、你的、他的、她的、它的心智中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他们倡导第三人称视角，在这一视角中，只有“从外部”收集到的事实才可以算作数据。你可以给行动中的人录像，然后测量与身体运动有关的任务的错误率，或者按下按钮或杠杆时的反应时间、脉率、脑电波、眼动、脸红程度（只要你有一台客观测量它的机器），以及皮肤电反应（由“测谎仪”测得的电导率）。你可以打开被试的头盖骨（运用外科手术方法或者使用大脑扫描装置），看看他们的大脑在发生什么，但是，只要你使用的是自然科学的主体间可证实的方法，你就千万不能对在他们的心智中发生什么做出任何假设，因为你就此不能获取任何数据。
这种观点的最简表述就是，由于你永远无法“直接看到”别人的心智，只能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去了解其心智，因此任何像某些心智事件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它们永远无法恰当地为客观方法所核实——都不可被列入科学的数据。今天，这种方法论的顾虑已经成为所有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主导原则（不只是“行为主义者”的研究才这样），它常常被提升为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原则，例如：
心智事件不存在。（句号！——这被称为“赤脚的行为主义”。）
心智事件存在，但它们没有任何效果，所以科学不能研究它们（副现象论——参见第12章第5节）。
心智事件存在，而且产生效果，但这些效果不能为科学所研究，科学只好满足于得到有关大脑的“外围的”或“低级的”效果和过程的理论。（这种观点在神经科学家中间很流行，特别是那些对“理论家”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这实际上是二元论。这些研究者显然同意笛卡儿的观点，即心智不是大脑，而他们准备只拥有一个关于大脑的理论。）
这些观点全都跳到了某个缺乏根据的结论上。即使心智事件不属于科学的数据，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用科学来研究它们。黑洞和基因也不属于科学的数据，但我们已经发展出很好的科学理论来说明它们。这里的挑战则在于，用科学方法许可的数据去建构一个关于心智事件的理论。
这样一种理论必须从第三人称角度来建构，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建构的。有人会告诉你，这种关于有意识心智的理论是不可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声称：
世界、生命和我们自己的某些东西，是无法从一个最大的客观立场出发得到充分理解的——不管这个立场可以把我们的理解从我们开始的地方推到多远。许多东西都同特定视角或视角的类型有着本质的联系，试图用与这些视角脱离的客观术语对世界做出一个完整的论述，这会导致各种错误的还原或粗暴的否定，否认某些可能实在的现象是存在的（Nagel, 1986, p.7）。
我们走着瞧。在弄明白一个理论实际说些什么之前，就去讨论它能够说明什么和不能说明什么，这是很草率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倾听了一个理论，在面对这种怀疑时，我们就需要用一种中立的方法来描述数据——这个方法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先入为主。这种方法似乎并不存在，但这样的中立方法其实是有的，我会先描述它，再采纳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