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闭上眼睛，想象有个家伙刚刚踢过你，这一脚踢得很重，踢在左胫骨上（离脚大约30厘米处），而且他是穿钢靴踢的。尽可能详细地想象那种钻心的剧痛；想象你痛得流泪、快晕过去，你所感觉到的锥心之痛猛扑过来，让你完全无法承受。你刚刚生动地想象了它，你感觉到了任何疼痛吗？也许，你很有理由向我抱怨，听从我的指令已经引起你的某种疼痛？我发现人们对此练习的反应相当不同，但还没有人报告说，这种想象力的练习真的引起了疼痛。有些人觉得它让人不舒服，有些人则觉得它是一次相当有趣的心智练习，丝毫没有在胳膊上轻之又轻地掐一下所带来的那种不快，你会把后者称为痛。
现在设想，你梦到同样的胫骨被踢的场景。这个梦可以让人如此不安，以至于使你从梦中惊醒。你也许还会发现，自己正抱着胫骨抽泣，眼角含着真正的泪花。但你的身体没有红肿，没有青紫，没有瘀伤，而且一旦你完全醒来，能够做出有把握的判断，这时你就会说，你的胫骨没有任何疼痛的痕迹——如果说刚才似乎还有一点儿的话。梦见的痛是真正的痛，还是一种想象的痛？还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由催眠暗示所引起的痛又属于哪一种呢？
至少，梦到的痛，还有由催眠引起的痛，是我们真正在乎的心智状态。拿它们跟你在睡觉时身上出现的这些状态（心智状态？）比一比：你翻身时无意中把你的手臂扭到一个不大舒服的位置，但你没有醒来，也没有觉察，又翻身到了一个让它舒服一点儿的位置。这痛吗？如果你醒着，在你身上由于这种扭曲所引发的状态就会是痛。有些人天生对痛不敏感，幸运的是这种人相当罕见。在你开始羡慕这样的人之前，你应该知道，由于在睡觉时（或在醒着的时候！）做不了这样的姿势纠正，他们有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残疾，他们的关节会因为持续的不当使用而毁掉，没有什么警示可以减弱这种不当使用。他们会烧伤自己、割伤自己，并且由于机能维护的不当拖延，也会以别的方式缩短他们不幸的人生（Cohen et al., 1955; Kirman et al., 1968）。
毫无疑问，具有痛觉的神经纤维以及与之相连的大脑功能区，是演化的一项恩惠，即使这项恩惠意味着要付出一点儿代价：有时会响起一些警报，而我们却不能对此采取任何行动。[8]但是，疼痛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之痛呢？比如，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在心智耳朵里响起的铃声呢？
如果愤怒、恐惧和憎恨真有任何用处，那么它们的用处是什么？（我认为，我们无须为欲望在演化上的有用性进行辩护。）或者看一个更复杂的情况，我们来考虑同情（sympathy）。从词源上来讲，同情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共同遭受。德文对应词是Mitleid（同痛）或Mitgefühl（同感）。或者考虑共振（sympathetic vibration）——乐器的一根弦因另一根弦的振动而发音，这根弦在它附近，与之关系密切，因为两者有着相同的自然谐振频率。设想一下，你看到你的孩子深受羞辱或深感尴尬的那一刻，你几乎无法忍受：你的心潮起伏，吞没了你的理智，打翻了你的沉着。你想打架，想大声叫，想砸东西。这是关于同情的极端例子。我们为什么会被设计成这样，让这些现象发生在我们体内呢？这些现象又是什么？
我们将在以后的若干章节中关注各种感受状态的适应意义（如果存在的话）。现在，我只想顺便提醒大家注意，感受有着无可否认的重要意义：它帮助我们确信意识是重要的。例如，考虑一下快乐（fun）。所有的动物都想继续活着，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会竭力保全自己，但我们觉得，只有少数物种才能够享受生命或拥有快乐。我们想到的是在雪地里滑行的活泼好动的水獭、玩耍的幼狮以及我们养的猫和狗，我们不会想到蜘蛛和鱼。马至少在小的时候似乎从活着中得到了乐趣，但母牛和绵羊通常看来都是无趣的或漠然的。而你是否想过，飞翔对鸟来说简直有点儿浪费？因为能够欣赏它们飞行活动的美妙之处的鸟即便有也极少。快乐不是一个不足道的概念，但就我所知，它还未得到哲学家们的细心关注。意识让我们（只是我们吗？）可以享受快乐，而在说明它的这一作用之前，我们当然不会对意识做出完整的解释。要问的正确问题是什么？下面这个例子会帮助我们看清楚困难在哪里。
南美洲有一种灵长类动物，比大多数别的哺乳动物更爱群居生活，它们有一种古怪的行为。它们常常聚成或大或小的一群，在各种环境下相互呼叫，这时它们会进行不由自主的、惊厥式的呼吸，这是一种大声的、无助的、相互加强的集体喘息行为，有时非常严重，甚至停不下来。但是，这种行为一点儿也不令它们反感，这个物种的大多数成员似乎都想以这样的方式呼吸，其中一些成员看起来还很上瘾。
我们会忍不住想，如果我们知道从这个物种内部来看它们是怎样的，我们就会理解这种奇怪的上瘾行为。如果我们能“从它们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我们就会知道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而，就此例而言，我们十分肯定，虽然我们也许会获得这种见识，但这仍然无助于破解这个神秘的问题。原因在于我们已经拥有我们所寻找的内部视角，这个物种其实就是我们智人（Homo sapiens，智人的确生活在南美洲，当然也生活在其他地方），而这里所说的行为就是笑[9]。
没有任何别的动物会做这样的事。生物学家在碰到这种独一无二的现象时首先应该考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如果它真的有什么目的），而且如果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说得过去的分析，来说明这一行为可能保证的直接生物优势，那么他们就会忍不住把这种奇怪的、没有任何收益的行为，解释成因为其他某种获利而付出的代价。什么？我们这样做比不这样做又好在哪里？多亏携带这些直接生物优势的一些机制，所以我们容易发笑甚至对笑成瘾，这还成了一种值得付出的代价？笑能够以某种方式“减轻”我们在对我们的复杂社会生活的认知中所积累的“压力”吗？不过，为什么要用有趣的东西来减压呢？干吗不用绿色的或扁平的东西呢？或者，为什么这种行为就是减轻压力的副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坐在那里哆嗦或打嗝，或者互相挠背，或者哼哼，或者总擤鼻涕，或者兴奋地舔自己的手？
请注意，这种从内部出发的视角广为人知，也不会令人困惑。我们笑，是因为我们被逗乐了；我们笑，是因为事情有趣——发笑可以与有趣的事情相配，舔手就不行。我们为什么会笑，原因很明显（事实上太明显了）。我们笑，是因为高兴，因为快乐，因为感到幸福，因为某些事情让人轻松。如果说在某个解释中存在催眠能力（virtus dormitiva），那就是：我们笑是因为刺激引起了欢乐。[10]这当然是真的，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可以解释，当我们在真心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笑。快乐是真笑的原因，就像痛是真痛的原因一样。因为这确实是真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
不过，我们需要一个关于笑的解释，这个解释能够超越这种显然的真理，就像痛和痛的行为的标准解释可以超越显然的真理一样。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相当合理的生物学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会有痛和痛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刚才正好绘出了这个解释的草图）；我们想要一个同样有根据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会有欢乐和笑声。
然而我们事先就能知道，即使我们真的找到这样一种解释，它也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反还原论者，他们会抱怨，关于痛以及痛的行为的生物学论述，遗漏了痛性，遗漏了痛之为痛的“内在不快”。对我们所能获得的任何关于笑的论述，他们或许也都会发出同样的抱怨：它遗漏了内在的欢乐性。针对这些解释的经典抱怨是这样的：“你已解释的全部东西只不过是伴随行为和各种机制，但你遗漏了事情本身，后者才是真正让人感到不快的痛。”这会引起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将在第12章中详细考虑它们，但现在我们可以指出，任何关于痛的论述，如果最终停留在不快上，都只会是循环论述，而这种论述还有未被清除的催眠能力。类似地，对笑的真正论述，必定会遗漏那种所谓的内在的欢乐性、趣味性和可笑性，因为它们的存在只会推迟解答问题的工作进度。
笑的现象学被密封了：我们直接、自然、不用推理、非“直观”地清楚看到，笑与欢乐形影不离——笑是对风趣的“正确”反应。我们似乎可以对它进行分解：对有趣的东西的正确反应是娱乐（心智的一种内在状态），娱乐的自然表达（当掩饰或压制它无关紧要时）就是笑。我们现在似乎拥有了科学家所称的某种中间变量——娱乐性，它在刺激与反应之间，而且似乎在结构上与两端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按照定义，娱乐性就是引起真实发笑的东西，同样按照定义，它也是被某种有趣的东西所引起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此而言，它似乎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解释必须在某个地方停止。但是，我们这里所拥有的一切，只是关于人类心理学的一个粗糙但又肯定可以解释的事实。如果我们想要解释现象学公园里的任何居民，我们就必须走出纯粹的现象学。
这些现象学的例子虽然多种多样，但它们似乎都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方面，它们是我们最为亲密的熟知对象，我们对任何事情的了解，都不及对我们个人现象学里的项目的了解——也许如此。另一方面，它们以挑衅的姿态抵制唯物主义科学的进入，似乎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电子、分子或神经元，更不像我现在看到日落的这种感受的了——也许如此。这两个特征都让哲学家印象深刻，他们找到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强调问题所在。一些哲学家认为，最大的疑难在于这种特殊的亲密状态：在这些现象学项目方面，我们如何可以是不可矫正的（incorrigible），或者可以拥有访问特权（privileged access），或者可以直接把握（directly apprehend）这些项目呢？我们与自己的现象学的认识关系，跟我们与外在世界的认识关系，有何不同？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最大的疑难在于我们现象学的种种不同寻常的“内在性质”，或者用拉丁文来说，qualia（感质）；由物质粒子组成的东西，怎么能够是我所拥有的那种乐趣，或者，怎么能够与我想象的粉红的冰立方体有着“终极的同质性”（Sellars, 1963），又或者，怎么能够就像我的痛之于我一样重要呢？
找出一个唯物主义的论述，以公正地处理所有这些现象，这并非易事。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的简要清单已经包含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一点点深层机制方面的知识，就能挑战甚至能够篡夺某种权威，而我们通常把这种权威赋予对内省来说非常明显的东西。我们比一般人更接近那些现象学公园中的展品，也能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它们，我们已经开始解除魔法，破解现象学公园中的“魔术”了。
[1]事实上，笛卡儿就持有这种动物观。他认为，动物其实只是精细复杂的机器。人的躯体，甚至人的大脑，也都只是机器。唯有我们非机械性的、非物理性的心智才让人类（也只有人类）有智能、有意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精妙的观点，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今天仍然可以得到动物学家很好的辩护，但它对笛卡儿同时代的人来说太富有革命性了，这些人肆意歪曲这种观点，极尽嘲讽之能事。几个世纪以后，仍然有一些人在大肆宣扬这些对笛卡儿的诽谤，他们觉得，意识的机械论描述的前景是不可想象的，或至少是不能容忍的。（一项对此令人大开眼界的描述，可参见Leiber, 1988。）
[2]对一些人来说，这个修辞性问题就暗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什么也发现不了！例如，麦金（McGinn, 1989）就曾讨论过一些候选理论，以支持他的失败主义的回答，但他的这个回答，却有意忽视了我们将在后文章节中要展示的那些可能性。
[3]比中央C低的A音，为什么与比中央C高的A音（高一个八度）发音相似？什么让它们都是A音？它们共有的不可言传的A调性是什么？如果任意两个音相距一个八度（这样我们听起来就是“同类，但又不同”），其中一个音的基频，就正好是另一个音的两倍。比中央C低的标准A音，每秒振动220次；而高一个八度的A音（协音A），每秒振动440次。在一起发音时，相差一个或几个八度的音符就是协调的。这样是否就解释了这个不可言传的亲缘状态的神秘之处呢？“丝毫没有。为什么以那种方式协调的音符会以这种方式发音？”哦，不协调音就不以这种方式发音，但它们会以别的方式发音（比如不同的音质），并按照它们所产生的振动频率之间的关系，会有不同的解释。一旦我们描述了音符听起来相似和不同的种种方式，并根据它们的物理性质及它们在我们听觉系统中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排列，我们甚至就可以较为准确地预言，一个新的音符（比如电子合成器产生的音符）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如果所有这些还不能解释音符间不可言传的亲缘关系，那么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呢？在第12章，我会稍微详细地讨论这个流行话题。
[4]“凭空摸索”来自“the seat of my pants”（我的裤子与座位接触的地方），原指飞行员在天气状况欠佳时借助自己的感觉飞行。在这里，作者同时在使用这个短语的本意。——译者注
[5]光学仪器目镜焦点上有呈十字形交叉的两根细丝，帮助校准。——译者注
[6]这一主题的经典发展以及对此主题所做的品质各异的后续支持论证，可参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53）。
[7]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曾告诉过我一个年轻人做癫痫手术的事。按这种手术的惯例，病人处于清醒状态，只是局部麻醉，医生在谨慎地探查他外露的大脑皮质时，会有选择地对皮质进行电刺激，问病人经验到了什么，以此确保那些暂时被移出的部分不是生死攸关的。有一些刺激会引起视觉闪光或使病人举手报告，另一些则会引发嗡嗡的感觉，而某个部位的刺激则会引发病人的高兴反应：“那是我最喜欢的重金属乐队枪炮与玫瑰（Guns N’ Roses）的‘Outta Get Me’。”我问这个神经外科医生，他有没有叫这个病人跟着音乐哼唱，因为也许我们会有兴趣了解，被引发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是“高保真的”。它的音调与节拍同录音完全一样吗？这样的歌与《平安夜》不同，有一个权威版本，所以我们完全能拿病人的哼唱去对照这个权威版本，比较其结果。不巧的是，即便在手术时一直放着磁带录音机，那个外科医生也没有叫病人跟着哼唱。“为什么不呢？”我问。他回答说：“我讨厌摇滚乐！”在这次谈话的后半段，这位医生恰好提到，他要再次给这个年轻人做手术，于是我就表达了我的愿望：他可以检验一下能否引发病人关于摇滚乐的记忆，而且这次让病人跟着唱。“我做不到，”他回答说，“因为我已经把那一部分切掉了。”“那是癫痫病灶所在吗？”我问道。他回答说：“不，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讨厌摇滚乐！”这里所涉及的技术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 ield）在许多年前就曾探讨过，他的著作《有意识人类的可激活皮质》（The Excitable Cortex in Conscious Man, 1958）对此做过生动的描述。
[8]在关于从演化角度为痛辩护的文献中，充斥着许多短视得令人吃惊的论证。一位作者主张，不可能存在痛的演化解释，因为存在有些让人无法忍受的痛，比如胆结石引起的痛，虽然敲起警钟，但在现代医学产生之前无人能对它采取措施。史前石器时代没有一个穴居人能够从他们的胆结石痛中获得任何繁殖利益，所以痛，至少是某种痛，是演化之谜。这位作者所忽略的是一个简单事实：为了能够恰当地向你警告一些可以避免的危机，比如一只尖爪或一颗尖牙刺入你的腹部，你很可能会从一个向你警告你无力消解的危机的系统中得到一个赠品，你在很久以后才会认为它是赠品。出于同样的理由，相当多的内部状态都有助于我们今天弄清楚疼痛警报是关于什么的（比如关于癌症的发作），但我们都忘了这一点，而这很可能是因为，形成为此所需的神经网络，也许在我们过去的演化史中没有任何生存优势（如果它是因为突变才浮现的）。
[9]“火星人看到一个地球人笑的时候，它会怎么想？那必定是很可怕的：它看到极为激烈的表情，肢体乱颤、胸部乱扭并向上鼓起。”（Minsky, 1985, p. 280）
[10]在莫里哀的最后一部戏剧，也就是经典喜剧《无病呻吟》（Le Malade Imaginaire , Molière, 1673）中，阿尔甘（Argan）这个疑病症患者最后通过“变成”医生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即能够自我治疗，而不再需要研究——只要一些扭曲的拉丁文就行。在一场滑稽的口试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技艺。考官问，为什么鸦片使人昏昏欲睡？这位医生候选人回答说，因为它具有一种“催眠能力”。合唱队唱道：“Bene, bene, bene, bene respondere。”（拉丁文，意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回答”。——译者注）回答得妙！多长见识！真是洞见！而且，按照当代的精神，我们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让谢丽尔·蒂格斯（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模特之一。——译者注）照起相来如此好看？她很上镜。这就是原因（我总在想，这是为什么）。在第12章，我们将会更详细地讨论空洞的指责，把某个解释假定称为催眠能力的说法就暗含这样一种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