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研究到了哪里？
最难的部分结束了，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最艰巨的想象拓展训练，准备开始试验我们新创的视角。一路走来，我们不得不搁置一些主题，还容忍了相当多的略而不证之处。许多承诺需要兑现，也有理论溯源和观点比较方面的工作待做。我的理论所包含的一些要素来自许多思想家。有时我故意忽略这些思想家的自得之处，并把它们同“敌对”阵营的观点混在一起，但出于叙述清晰和生动的需要，我压缩了这些凌乱的细节。这也许会令某些严肃的心智模式建构者觉得失望和不安，但我找不到能够把不同类型的读者引到同一个新观点上的任何其他途径。不过现在是盘库存、厘清一些关键细节的好时机。毕竟，排除万难去建构一种新视角，个中要旨就在于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现象和争议。下面我们来汇总一下。
简要说来，我目前的理论如下：
不存在单一的、确定的“意识流”，因为不存在中央总部或笛卡儿剧场，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跑到那里”，让一个核心赋义者来透彻解读似的。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单一流（无论它有多么广阔），而是存在多重渠道，各种特化回路在这些渠道中以一种并行运行、群魔混战的方式，试图去做它们各自的事情，它们一边混战，一边拟出多重草稿。大多数这样的“叙事”草稿片段，只在当前活动的调制中暂时扮演角色，但在快速的更替过程中，通过大脑中虚拟机器的活动，有些片段又上升为更高级的功能角色。这台机器的串行性（它的“冯·诺依曼式”特征），不是一种“硬连线的”设计特征，而是这些特化回路相继联合的结果。
基本的特化回路是我们的动物遗产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产生，不是为了专门实现人的行为，比如读书写字，而是为了执行闪躲、逃避捕食者、识别面相、抓东西、扔东西、摘浆果以及其他的关键任务。有时它们会突然扮演新的角色，而它们天生的潜力使得它们或多或少地适合这些角色。得到的结果之所以并不是一场混乱，只是因为这种活动所固有的这些倾向本身就是设计的产物。这种设计的某些部分是先天的，其他动物也有。但人身上的这种设计，由于人类个体发展起来的思想的微观习性（microhabit）而得到放大，有时甚至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些习性部分是人类自我探索的独特结果，部分是文化的预设计的礼物。数以千计的弥母，多数靠语言承载，也有的靠没有语言的“意象”以及其他数据结构承载，它们在个体的大脑中“居住”下来，塑造它的倾向，因而也把它变成心智。
这个理论太过新颖，因此一开始很难把握，但是它也利用了人们在心理学、神经生物学、人工智能、人类学甚至哲学中提出的模型。这种不加掩饰的折中主义常常被它所借鉴的那些领域中的研究者嗤之以鼻。作为频繁闯入这些领域的一员，我已经习惯某些从业者对其他学科的同事的无礼态度。人工智能领域的人问我：“丹，为什么你要浪费时间去跟那些神经科学家研讨呢？他们不理会‘信息处理’，只是关心它在哪儿发生、牵涉到哪些神经传递以及所有那些烦人的事情，但对于高等认知功能的运算要求，他们毫无头绪。”神经科学家会问：“为什么你要把时间浪费在人工智能的幻想上？他们只是发明任何他们想要的机器，并且说了些关于大脑的不可原谅的无知之见而已。”认知心理学家则被指责说，他们构建的模型，既在生物学上不可信，运算能力也没得到证实；人类学家即使看到一个模型也不知道它是一个模型；而我们都知道，哲学家只会在既缺乏数据又没有经验上可检验的理论的竞技场中，相互之间引来引去，警告人们注意他们自己制造的一些混乱。有这么多傻瓜在研究意识问题，难怪意识还是个谜。
所有这些指责以及其他更多指责都是对的，不过我还必须对抗傻瓜。被我借鉴过的那些理论家，其聪明才智令人惊叹，但也恃才傲物、毫无耐心——因为眼界与研究计划的限制，在推动解决困难问题时，他们只采用自己能够看到的捷径，却对别人的捷径横加指责。没人清楚所有的问题和细节，我也一样，每个人都不得不在问题的多数关节上含糊其词、猜来猜去和略而不证。
例如，神经科学家的一种职业病是倾向于把意识看成线的终点（这就像有人忘记，苹果树的最终产物不是苹果，而是更多的苹果树）。当然，神经科学家只是最近才开始思考意识，而且只有少数勇敢的理论家开始公开谈论他们现在的所思所想。就像视觉研究者贝拉·居里兹（BelaJulesz）近来开的玩笑：只有当你长了白头发，甚至拿到诺贝尔奖时，你才能有幸解决意识问题。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和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Koch）就冒险提出了一条假说：
我们认为，意识的功能之一是显示各种底层运算的结果，而这牵涉到一种关注机制，该机制利用40赫兹的振动把相关神经元的峰值同步化，从而暂时把这些神经元连到一起。（Crickand Koch, 1990, p. 272）
因此，意识所具有的一项功能就是显示底层运算的结果——但是，向谁显示？女王？克里克和科赫没有继续追问下述难题：然后发生了什么？（“然后奇迹发生了”？）一旦他们的理论把某种东西引入意识魔环，一切就结束了。它没有考虑我们在第5～8章中提出的问题，比如从（假定的）意识到行为（尤其包括内省报告）之间的坎坷之路是怎样的。
相反，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领域所提供的心智模型，则几乎从未受到这一缺陷的伤害（参阅Shallice, 1972, 1978; Johnson-Laird, 1983, 1988;Newell, 1990）。他们一般设定一个“工作空间”或“工作内存”（working memory）去取代笛卡儿剧场，他们的模型显示了在那里执行的运算的结果，是如何进入进一步的运算（指引行为的运算），形成口头报道，以及原路返回从而为工作内存提供新的输入的，等等。但是，这些模型一般不说工作内存可能在大脑的什么地方，或以何种方式存在于那里，它们如此关注在那个工作空间中进行的工作，以至于都没有时间“玩”——没有所谓的现象学的愉快享受迹象，而这原本似乎是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奇怪的是，神经科学家最终常常就像二元论者，因为他们一旦把事物“呈现”在意识中，似乎就把问题抛给了心智；认知心理学家则最终常常像僵尸论者（自动论者？），因为他们会描述神经解剖学家所不知道的结构，而且他们的理论意在指出所有工作如何可以在无须召唤任何内在观察者的情况下完成。
表面现象误人不浅。克里克和科赫不是二元论者（即便他们是，也显然是笛卡儿式物质论者），认知心理学家也没有否认意识的存在（即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极力忽视它）。再者，这些思路狭窄的研究进路也没有资格完成其中任何一项事情。神经科学家坚持认为，除非解决意识在大脑中的定位问题，否则就没有一个好的意识模型；认知科学家（比如人工智能专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则坚称，除非在不求助心智的情况下以物理的方式解决意识的功能以及它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否则就没有一个好的意识模型。他们都有道理。正如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PhilipJohnson-Laird）所说：“任何科学的心智理论都必须把心智看作一台自动机器。”（Johnson-Laird, 1983, p. 477）上面各项研究都囿于自己的专业领域，这恰好向我们表明了另一项研究的必要性——尽可能结合每项研究的长处，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