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46）
意识通常只是因交流的需要产生的压力才得到发展。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82）
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虚无世界。我无从希望自己可以充分地描述这个无意识的同时又是有意识的虚无时间……由于我无力思考，我就还不能把一种心智状态与另一种相比较。
——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 1908）
1．回顾：多中生一？
在第5章中，我们揭露了这个诱惑力持续不减的坏观念——笛卡儿剧场，在那里所有的声与光的演出都是献给一位孤独而有力量的观众，即自我或中央执行官。尽管我们已经看到笛卡儿剧场的观念很不连贯，并且也找到了一个替代模型——多重草稿模型，但它还是会萦绕在我们心头，直到我们把这个替代模型稳稳地固定在经验科学的基石上为止。这个任务在第6章已经开始，在第7章有了更深入的进展。我们真的是回到了第一批原则——演化的原则，这些原则引导我们思辨地叙述那个设计发展的渐进过程，我们人类的意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让我们可以从黑箱内部瞥见意识的机制，当然有人也许会说是从后台看见的，以对我们正在试图推翻的这个很有诱惑力的舞台形象表达敬意。
在我们的大脑里有一组拼凑起来的特化脑回路，得益于一系列习惯（部分通过文化、部分通过个体的自我探索而灌输形成），这些回路合起来产生了一个多少有些次序、多少有点儿效果、多少经过良好设计的虚拟机器：乔伊斯机器。通过把这些独立演化的特化器官拉到共同的事业中来，并因此大大加强了这种联合体的力量，这台虚拟机器或大脑的这套软件，就能完成一个内在的政治奇迹：为船员创造出虚拟船长，同时又并不赋予其中任何一个船长长期的发号施令权。谁在控制？先是一个联合，然后是另一个联合，其间的转换并不混乱，这是因为有好的元习惯（meta-habit）在起作用，它们往往产生一致的、有目的的序列，而不是导致一场无休止的、乱哄哄的权力争夺。
由此带来的执行智慧，只是传统上归于自我的权力之一，但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威廉·詹姆斯对此智慧表达过敬意，他讽刺那种认为大脑里存在罗马教皇式神经元的观念。我们知道，为大脑中的这样一个老板子系统给出的工作说明（jobdescription）是不连贯的，但我们也知道，各种控制责任与决定必须在大脑中以某种方式被分配。我们不像随波逐流的船，载着相互争吵的船员；相反，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避开浅滩和其他危险，而且还能很好地制订作战计划、纠正战术失误、识别机遇的细微预兆，以及控制需要经年累月开展的大型项目。在下面几章中，我们会更细致地研究这台虚拟机器的架构，为如下假说提供一些支持（不是证明）：这台虚拟机器其实能够完成这些执行功能以及其他功能。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揭露并破除另一个神秘化的根源：核心赋义者（Central Meaner）幻觉。
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老板，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控制与外界的交流。在第4章中我们看到，使异现象学成为可能的观念化（idealization），就假设了有个家伙在大脑里说话，它是记录的作者，是所有意义的赋义者。当我们诠释从一个身体发出的滔滔不绝的声音时，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只是随意叫嚷，或是一群幕后的社交常客魔术般变出的词语，而是认为它们是一个单独行动者的行动，（这个而且唯有这个）人的身体正在制造那些声音。如果我们决定做出诠释，我们就别无选择，而且只能设定有一个人，我们正在诠释他的交流行动。这完全不同于假设一个内在系统，它是身体的老板，是控制木偶的木偶演员，但那却是一个自然就会吸引我们的图像。这种假设很是诱人：这个内部的老板就像美国总统，可以指挥一个新闻秘书或其他下属去发布实际的新闻稿，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代表他说的，他们是在执行他的言语行动，他对这些行动负有责任，他才是正式的作者。
其实在大脑里并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支配语言产生（或者就此例而言，写作）的命令链条。拆除笛卡儿剧场的部分任务就是，找到一个更现实的论述，以说明这些断言、疑问和其他言语行动的现实来源；通常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把这些归到一个人身上，认为是他的身体在做这些发声动作。我们需要看看，当语言生成的复杂性得到应有的注意时，这种富于力量的异现象学迷思会怎样。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投下的影子。在第4章中，我们设想机器人沙克有初步的交谈能力，或至少有能力在不同情况下吐出一些词语来。我们假定，可以设计沙克来“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区分盒子与棱锥的。沙克也许会说，“我扫描每个10000位长的序列……”，或者“我发现明暗的边界，画下一条线……”，或者“我不知道，只是有些东西看上去像盒子……”。这些不同的“报告”每个都发自不同的访问层级，形成“报告”的机制也许可以由此访问盒子识别机制的内在工作状态。但是，我们当时并未详细了解机器的不同内部状态如何可以串在一起，形成它们所造成的打印输出。这是一个关于现实语言的产生的有意简化模型，只能用于提出思想实验的一个非常抽象的重点：如果句子产生系统对它的内部状态只有有限的访问权，并且只有有限的词语来组合它的句子，那么，仅当我们给它的报告加上某种隐喻解读时，这些“报告”才可以被诠释为真实的。沙克的“图像”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其实根本不是图像的东西，如何可以成为人们以图像之名实际谈论的东西。
开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是一回事，指出这种可能性有一个我们认同的现实版本又是另一回事。沙克所做的不是真正的报告，也不是真正的说话。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全部内容来说，想象中的沙克的言语表达，是刻意设计的、“预先灌制的”语言，是被程序员内建到用户友好的软件里的。在你将磁盘格式化时，你的计算机会“问”你一个友好的问题：“你确定你想做这个吗？它会清除磁盘中的所有内容！回答‘是’或‘不是’。”如果用户以为计算机真的很关心这个，那就太天真了。
我们要让批评者说话。由于这个特殊的假想的批评者会在后面章节里一直跟随我们的讨论与考察，因而我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奥托（Otto）。奥托说道：
把沙克称作“他”而不是“它”，这是一个廉价的把戏。沙克的困难在于，它跟我们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内部，它身上没有任何像内部的东西。它从电视摄影机之“眼”得到输入，并把这个输入转换成辨认盒子的活动。尽管这种机制与我们的视觉系统极为相似（其实并不相似），尽管它控制英语字符串产生的机制也与我们控制英语单词串产生的言语系统方面的机制极为相似（其实并不相似），这里还是缺了某个东西：我们每个人内部的中间人。当我们分辨出它是如何同我们在一起时，这个中间人的判断就被表达了。沙克的问题在于，它的输入与输出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相互对应——这种方式消除了观察者（经验者、享受者），后者本来必须位于视觉输入与言语输出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样才有一个人待在那里，在沙克的话被“说”出时，赋予沙克的话以意义。
在我讲话时，[奥托继续说]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我的有意识的生命是私人性的，但我可以向你透露它的某些方面。我可以决定对你说出我现在与过去所经验的各种事情。当我这样做时，我就产生了一些句子，小心裁剪这些句子使之适合我想报告的材料。我可以在经验与候选报告之间来回反复，对照经验检查词汇，以确保我找到合适的词（lesmots justes）。这种酒是否略有葡萄柚的味道，或者它似乎更让我想到浆果？是说高音听起来“更大声”合适，还是说它似乎只是“更加清晰”或“更集中”这样更合适？我注意到我特定的意识经验，并形成一个判断，判断用哪些词语可以最好地描写这个经验的特征。当我对我已形成的准确报告感到满意时，我就把它表达出来。通过我的内省报告，你就可以知道我的有意识经验的一些特征。
作为异现象学家，我们需要把这个文本分为两个部分。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部分说的是在奥托看来讲话的经验是怎样的。这些说法是不可反驳的，经验在奥托看来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必须把这个看作要求解释的材料。文本的另一个部分则是奥托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它们是暗含论证的结论吗？），表明了在奥托内部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它如何不同于例如在沙克内部所发生的情况。这些主张没有特别的依据，但我们会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它们，就像对待所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张一样。
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主张——这个中间人、这个在笛卡儿剧场中的内在观察者，必须被消除，它必定是找不到的，但我们不能只是把它抛开了事。如果没有一个核心赋义者，意义到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合理的论述，替代这个内部人。这个论述要说明，一个有所意图的发声、一段真实的报告（不用任何着重引号），如何能在无须一个孤独的核心赋义者许可的情况下创作出来。这是本章的主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