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观察者的视点
大脑中没有任何细胞或细胞群在结构或功能上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似乎是整个体系的拱顶石或重心。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1890）
沿着崎岖的海岸驾船游玩的人，通常要确保在驶向目标的路上没有什么危险。他们发现在想去的方向上有个可见但是遥远的浮标，于是他们检查海图，确定在目标与他们现在所处位置之间的直线上没有隐蔽的障碍物，然后便一路直驶过去。在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船长的目标就是校正所有偏斜，直指目的地。但偶尔会发生这种情况：船长为维持航向过于投入了，结果忘记在最后关头拐弯，于是这艘船真的一头撞上那个浮标！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向浮标前进这个小目标上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绩，却因此分散了注意力，忘了不出事故这个大目标。在本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最令人困惑的意识悖论，可能就是因为太长时间坚持某种良好的思想习惯而产生的，虽然这种习惯通常能让我们远离麻烦。
哪里有有意识的心智，哪里就有视点。这是我们关于心智或者意识的最基本观念之一。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是一个观察者，能够接收存在的全部信息的一个有限子集。观察者接收在宇宙的一个特定且（大致）连续的时空序列上可得到的信息。就多数实际目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特定的有意识主体的视点就是一个在时空中移动的点。例如，考虑物理学和宇宙学表示多普勒频移或光线弯曲的引力效应的标准图解（见图5.1）。
图5.1中的观察者固定于地球表面的某点。对处于宇宙中不同位置的观察者来说，情况看起来则会有所不同。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是大家都熟悉的。我们用声音和光线具有不同的传播速度来解释在听到远处焰火的声音和看到它的光焰之间存在的惊人时间间隔。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到达观察者所在的位置，即使它们是在同一时间离开源头的。
不过，如果我们向观察者逼近，试图更加准确地标出其视点的位置，把该视点当作在个体之内的一个点，那会怎样？这时，在大尺度上可以良好运作的那些简单假设就会开始崩溃。[1]在脑中不存在把所有信息都向其集中的一个点，这个事实会导致一些绝非显然的，实际上还相当反直观的结果。
图5.1
因为我们会考虑在一个相对微观的时空尺度上发生的事件，所以重要的是对所涉及的数量级有清晰的认知。我们将要考虑的一切实验所涉及的时间间隔，都以毫秒或说千分之一秒来度量。如果你对100毫秒或50毫秒是多长（或多短）有大致的印象，那会有点儿帮助。人每秒可以说出4或5个音节，所以1个音节大约会占用200毫秒的时间。标准的电影每秒前进24帧，所以胶片每42毫秒前进一帧（实际上每个画面都是静止的，并在42毫秒内曝光3次，每次持续8.5毫秒，每次之间大概有5.4毫秒的黑暗间隔）。（在美国）电视每秒走30帧，或说大约每33毫秒走一帧（实际上每帧分两次传送，与前一帧部分重叠）。如果你尽可能快地用手指开关秒表，那么你花的时间大约是175毫秒。用铁锤砸自己的手指，快的（有髓鞘的）神经纤维将信号传给脑，大约会用20毫秒；慢的、无髓鞘的C纤维把同样的痛信号传输同样的距离，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大约要500毫秒。
下面给出一些重要的持续时间的近似毫秒值。
笛卡儿是最先严肃思考如下问题的人之一：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去看观察者的身体内部，那会发生什么。他阐述过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表面上如此自然，如此具有吸引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渗透在我们关于意识的思考中。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笛卡儿判定人脑的确有一个中心——松果体，它是通往有意识心智的大门（见图2.1）。松果体是脑中唯一位于中线的器官，它不是成对的，不是左右各有一个。16世纪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在一幅图里用“L”来标志它（见图5.2）。它比一粒豌豆还小，孤零零地立在它细长的支撑物上，与脑后部中央的剩余神经系统相连。由于它的功能相当难以捉摸（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松果体在做什么），笛卡儿就为它指定了一个角色：一个人要对某个东西有意识，从感官传来的信息就必须到达这个站点，松果体在这里促成了一种特别的、魔力般的互动，即人的物质性大脑与非物质心智之间的互动。
图5.2
在笛卡儿看来，不是所有的身体性反应都要求有意识心智的介入。他完全注意到了现在我们所称的反射，而他假定，反射由纯粹机械的回路完成，这些回路完全绕开松果体，因此反射是无意识地完成的。
不过，笛卡儿弄错了细节（见图5.3）：他以为是火在让皮肤移动，从而牵动一条细线，细线再打开脑室的一个小口（F），这个小口导致“动物灵魂”通过中空的导管流出，而这又造成腿的肌肉膨胀，引起脚的收缩（Descartes,1664）。这原本是个好想法。可笛卡儿把松果体的作用看成意识的十字转门（我们可以称之为笛卡儿式瓶颈），这就不能说是个好想法了。这种观念，也就是笛卡儿式二元论，全然错了。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然而，虽然这样或那样的物质论现在已是几乎得到公认的意见，但即使是最为老练的物质论者今天也常常忘记，如果笛卡儿的幽灵般的思维之物被抛弃，人脑就不再会有中央大门的角色，甚至没有功能中心的角色。不但松果体不是发往灵魂的传真机，不是脑的总统办公室，脑中的任何其他部分也都不是这样的地方。脑的确是总部，是终极观察者所在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脑本身还具有更高的总部、内在的密室，而到达这样的地方才是有意识经验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简而言之，人脑内部没有任何观察者。[2]
图5.3
焰火的例子提醒我们，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但我们现在知道，与处理听觉刺激相比，人脑处理视觉刺激所花的时间要长一些。正如神经科学家厄恩斯特·珀佩尔（ErnstP?ppel, 1985, 1988）所指出的，由于有这些抵消平衡的差异，“同时视野”（the“horizon of simultaneity”）大约为10米远：声与光在距观察者感官约10米远的地方离开同一点，其所产生的神经反应，就会在同一时间“到达中枢”。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讲得更精确一点儿吗？这里有个问题。问题并非只在于测量从外部事件到感官的距离，也不在于光与声在各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甚至不在于要考虑个体间的差异。更根本的问题是，确定哪里可以算作脑中的“终点线”。珀佩尔是通过比较行为测量结果得出上述结论的：比较人对声与光刺激的平均反应时间（按键动作）。这两种反应时间的差异分布在30毫秒到40毫秒的范围内，这是声音传播大约10米的时间（而光传播10米几乎不需要花任何时间）。珀佩尔用的是一条外围终点线，也就是外部行为，但我们的自然直觉会以为，对声与光的经验，是在它们引起的振动刺激我们感官的时间与我们按下标志该经验的按键时间之间发生的。它发生在中枢的某个地方，发生在脑内的、在感官与手指之间的兴奋通道上的某个地方。看来，我们如果可以确切地说出这种经验到底在哪里发生，也就可以确切地说出这种经验在什么时间发生。反之亦然：我们如果能够确切地说出有意识的经验发生的时间，也就能说出它位于脑中的什么地方。
让我们把这种大脑中枢驻地（centeredlocus）的观点称为笛卡儿式物质论；如果你抛弃笛卡儿二元论，却又无法放弃一个中心（但是物质的）剧场的意象，你就会得到这种观点——“所有的东西都汇聚在这个中心”。松果体是这种笛卡儿剧场的候选者，但人们也提出了其他的候选地：前扣带回（theanterior cingulate）、脑部网状结构、额叶的各个地方。笛卡儿式物质论认为，在脑中的某个地方存在一条关键的终点线或边界，它标出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信息到达的次序就等于在经验中“呈现”的次序，因为在这里所发生的就是你所意识的。也许，今天没有人明确地赞同笛卡儿式物质论。许多理论家会坚持说，他们早就明确地拒绝了这样一种显然比较糟糕的观点。但我们会看到，笛卡儿剧场颇具说服力的意象总是会回来困扰我们，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科学家都不能幸免——哪怕是在这个剧场的幽灵般的二元论遭到谴责与驱逐之后。
笛卡儿剧场是一个喻象，它描绘的是有意识的经验如何出现在脑中。初看起来，这似乎只是在毫无害处地推断我们熟悉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日常的、宏观尺度的时间间隔上，我们的确可以把事件分成“尚未观察到的”与“已经观察到的”两类。为此我们可以这样做：确定观察者所在的点，标出信息载体相对于该点的运动情况。但是，当我们试图延伸这种方法，用它解释只有极短时间间隔的现象时，就面临一个逻辑难题：如果观察者所在的视“点”被涂抹在观察者脑中相对大的体积里，观察者自己关于顺序与同时性的主观感受，就必定是由某种不同于“到达次序”的东西所决定的，因为在指定相关的终点之前，我们是不能完全确定到达者的次序的。如果对一条终点线来说A先于B到达，而对另一条终点线来说则相反，那么，是哪个结果在确定意识中的主观顺序呢？（见Minsky,1985, p.61）珀佩尔说，存在一些时刻，这时声与光在脑中成为“中枢神经可利用的”，但“中枢神经可利用”的哪一点或哪些点可以“算作”经验顺序的决定者？为什么？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将不得不抛弃笛卡儿剧场，而代之以新的模型。
脑中有个特殊中心的观点是一种最顽固的坏想法，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意识研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会不断出现，每次都会换上新的伪装，也有各种各样看似强大的理由。这样开始说吧：我们个人会在内省中欣赏一种“意识的统一性”，它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印象，“在这里面”（inhere）和“在那外面”（out there）之间的区分是存在的。“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最为朴素的边界是我的皮肤（和我眼睛的晶状体），可是，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身体里的事件怎样“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近的，外部世界蚕食的地方也就越大。“在这里面”，我能试着抬起胳膊，但“在那外面”，如果身体已经“睡着”或瘫痪，胳膊就不会动；从我所在的任何地方到控制我胳膊的神经机制的通信线路，已经被做了手脚。如果我的视神经不知何故被切断了，我就不会期望自己还能看见东西，即使我的眼睛还完好无损；而拥有视觉的经验，表面上是发生在我的眼睛的内侧区（inboard），也就是发生在我的眼睛与当我告诉你我看到的东西时我发出的声音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由此，是否就可以依据几何学的必然性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位于所有输入过程的终结点，同时又恰好在所有引起我们行动的输出过程的发动点之前？从某一外围出发，例如沿着眼睛的输入通道，我们上行到视神经，再向上通过视皮质的各个区域，然后……？通过沿着肌肉与控制它们的运动神经元逆流而上，我们从另一外围出发到达大脑皮质的辅助运动区，然后……？这两条路线朝着彼此前进，沿着斜坡而上，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见图5.4）。不管实际确定脑中的大陆分水岭（Continental Divide）的准确位置有多么困难，这里难道不应该有一个根据纯几何学推断而得到的最高点、转折点吗？在该点的一侧所有的窜改活动都是前经验的，而在另一侧的窜改活动都是后经验的？
在笛卡儿的图解中，这对于视觉内省明显可见，因为所有东西都会到达松果体，然后又从那里出发。因此，也许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给大脑做一个更为流行的模型，我们应该可以用颜色来编码我们的探索活动，例如用红色标识输入，用绿色标识输出；我们的颜色突然发生改变的任何地方，就是伟大的心智分水岭（Mental Divide）的功能中点。
图5.4
这个有着奇怪说服力的论点听起来很耳熟。它是一个同样虚假的论证的孪生姊妹，这个论证最近太有影响力了，即暴得大名的拉弗曲线（ArthurLaffer’s Curve）。这条曲线是里根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如果我可以不太严格地这样说）。
如果政府的税率为0%，它就没有收入，如果税率在100%，那么没有人会为工资工作，所以政府也没有收入。如果税率在2%，那么政府收入大约为1%时的两倍，以此类推（见图5.5）。但是随着税率的上升，会出现回报递减，税收会成为沉重负担。看看图5.5的另一头，99%的税收与100%的税收在充公的程度上几乎没有差别，政府收入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税率在90%时政府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儿，而在更有吸引力的80%时就更加好过。这条曲线的那些具体的斜率也许如图5.5所示，但是，难道一定就存在一个地方，由于几何学的必然性，曲线在这里就会拐弯，也就是说在这里的税率可以将政府收入最大化？拉弗的想法是，由于当前的税率处在拉弗曲线的上坡地带，因而降低税率就会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对许多人来说它对得不能再对了。但就如马丁·加德纳（MartinGardner）所指出的，单单因为曲线的两个终端是清楚的，就说这一曲线中间区域的未知部分必须是平滑的，这没道理。他以讽刺的口气提出另一个“新拉弗曲线”（见图5.6），在“新拉弗曲线”中，不是只有一个“极大值”；是否可以获得其中任何一个极大值，这取决于历史和环境的复杂状况，而不是任何单个变量的改变所能决定的（Gardner,1981）。
图5.5 拉弗曲线
对于输入输出外围区域迷雾重重的内侧区，我们也应该提出同样的警告：外围区域的清晰并不能保证，同样的清楚区分就可以一路适用到底。加德纳为上述经济学所设想的这种“技术扭曲”本身，与脑中更靠近中心的区域所发生活动的复杂状态相比，是简单的。我们必须停止这样看待大脑，即好像它有这样一个功能的最高点或中心点。这不是一条毫无害处的捷径，而是一个真正的坏习惯。为了打破这种思维上的坏习惯，我们的确需要考察思维活动坏习惯的一些例子，但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好的图像来取代它。
图5.6 新拉弗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