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程度上讲，极大丰盛也如此：要使它成为一种价值，所拥有的东西不应是不充分，而应是太多——必需和多余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别应得到维系和表现，这就是各个层次的浪费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消灭它，那是妄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它确定了整个体系的方向。而且跟其他小玩意一样（有用的从哪里开始？无用的又从哪里开始？），人们无法确定也无法限定。在起码的生存之外，任何生产与消费都可以被冠以浪费（不仅指时装和食品“垃圾箱”，而且指军事的超级小玩意“炸弹”，指某些美国农民过多的农业设备，以及每隔两年就更新全套机器而不分期付款的企业家：不仅指消费，而且指服从夸耀过程的生产——更不用说政策了）。有回报的投资和奢侈的投资无处不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有个在广告上投资一千美元的企业家宣称：“我知道有一半丢掉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在复杂的经济中，情况总是这样：人们不能够把有用的分离出来，把多余的去除掉。而且，“失去”的一半（从经济角度）在某消耗中可能并不是长期的或十分微妙的具有最小价值的那一半。
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个极大丰盛的社会里的巨大浪费，是它向稀有发起了挑战，并矛盾地表示着极大丰盛，原则上，极大丰盛的心理以及社会和经济的主导形式是它，而不是有用性。
“就算玻璃包装能扔，是否就已经到了黄金时代（L′AGE D’OR）呢？”
里斯曼和莫林所分析的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通过史诗方式，即消费主人公方式，揭示了它。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自我奋斗者”、创始人、先驱者、探险家和垦荒者伟大的典范一生，继圣人和历史人物之后，竟演变成了电影、体育和游戏明星、浪荡王子或外国封建主的生活，简言之，成了大浪费者的生活（即使是强制命令反过来常要求表现他们“简单的”日常生活、买东西，等等）。所有这些伟大的恐龙类人之所以成为杂志和电视专栏的中心人物，是因为他们身上值得夸耀的总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的超人价值就在于印第安人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他们就是这样履行着一个极为确切的社会功能：奢侈的、无益的、无度的消费功能。他们像国王、英雄、神甫或过去声名显赫的贵族，对整个社会起着这种代理功能。除了詹姆斯·迪安，他们从来不像后者一样伟大，为自己的生活尊严付出代价。
主要区别就在于，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这种戏剧性的浪费，不再具备它在原始节日与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里所具备的集体的、象征性的而且起决定作用的意义。这种不可思议的消耗也具有“个性”，并由大众传媒来传播。它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大众消费振兴经济。与之相比，它可以确定为艰涩的次文化。电影明星仅穿了一个晚上的奢华连衣裙的漫画，是条“朝生暮死的三角裤”：80％的粘纤，20％的非纺织腈纶，早上穿晚上扔，洗都不用洗。特别是这种豪华的浪费、这种高尚的浪费被大众传媒推到前台，从文化上只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一种直接纳入经济过程的更为根本、更为系统的浪费，一种与物质财富同时生产出来的、也纳入其中的、必须作为消费品的质量之一的功能的、官僚主义的浪费而消费掉：易碎、陈旧、时间的确定、昙花一现的命运。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而存在，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对有关用途、需求等的整个经济学“理性的”公诉产生怀疑。不过，人们知道生产秩序的存在，是以这种所有商品的灭绝、永久性的预先安排的“自杀”为代价的。这项活动是建立在技术“破坏”或以时尚的幌子蓄意使之陈旧的基础之上的。广告耗费巨资实现了这一奇迹。其唯一的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去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不必谈用于军事预算和其他具有诱惑力的国家官僚开支中的巨额的社会财富：这种浪费与施舍性的宗教节日里的象征性的香水毫不搭界，它是一种堕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绝望的、生死攸关的解决办法。这种最高层次的“消费”与个人对商品如饥似渴的渴望一样属于消费社会的一部分。两者共同保证了生产范畴的再生产。我们应该把作为花费象征行为、节日仪式和受到歌颂的社会化形式的个体或集体浪费，与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阴暗丑恶的官僚表现区分开来，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间接赋税的、通常无意识的强制性的指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的参与。
“砸碎你的汽车，保险公司会负责善后处理！”毋庸置疑，汽车成了日常性与长期性、个人与集体浪费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焦点之一。不仅是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系统地缩小了，它的声望和时尚系数系统地得到加强，以及投资在上面的钱数特大，而且更不值得怀疑的是，由于集体因车祸在钢板、机械以及人命方面所遭受到的戏剧性损失——消费社会在这场最为壮美的机遇剧中，通过对物与生命如仪式般规定的破坏，为自己提供了物质过于丰盛的证明。
消费社会需要商品存在，但更确切地说，需要摧毁它们。商品的“用途”只会导致其慢性堕落。在慢性堕落中所创造的价值要强烈得多。因此，破坏仍然是唯一代替生产的根本办法：消费只是两者的中间阶段。消费中有个较大的倾向，就是在破坏中超越、变化。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它作为统治作用的消费的特性仍然从属于生产秩序。所以，商品通常显得不足。但它们的丰富本身也矛盾地意味着匮乏。库存是缺乏的多余，也是焦虑的标志。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财富。不言而喻，无论是以强烈的象征形式（机遇剧、赠送礼物的宗教节日、个人或集体的外在破坏行为），还是以系统的、惯例的破坏形式，破坏都注定要成为后工业社会决定性的功能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