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
既然人们能够谈论“垃圾箱文明”，甚至打算研究“垃圾箱社会学”：“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不言而喻，富有社会的丰盛与浪费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啊！但是浪费与废物的统计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所提供的财产总量丰盛的多余符号而已。如果人们从中只看到本来打算用于消费而没有用于消费的多余废物，那么人们就不会明白浪费也不明白其功能。这里，我们再一次对消费有了一种简单化的概念——建立在财产必然用途之上的道德概念。从不相信这种事物内在的道德规则是使用价值和使用期限，以及随着地位和时尚的变化而乱扔财富、更换财富的个人，一直到全国和国家范围的浪费，甚至到全球性的浪费，人类在一般经济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是做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所有的道德家才与资源的浪费与侵吞展开了积极的斗争。简而言之，浪费始终被视为一种疯狂、精神错乱、本能的官能障碍，因为它使得人们焚毁储备物资，并通过非理性之举殃及生存条件。
这个观点至少反映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没有进入实际丰盛的纪元，现在的每个人、每个集团或每个社会，甚至是作为这种类别，都打着稀少的标志。一般来说，坚持丰盛将不可避免到来的神话的，以及哀叹与即将到来的稀少之幽灵相联系的浪费的，实际是同一种人。不管怎么说，作为性能失调的浪费这个道德观，需要根据能够体现其真正功能的社会学分析来重新论述。
所有社会都是在极为必需的范围内浪费、侵吞、花费与消费。简单之极的道理是，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时，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这种消费可以发展为“消耗”，是地地道道的破坏，而且具有特别的社会功能。印第安人在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里就是这样，巩固社会组织是通过对宝贵财富的竞相破坏来实现的。克瓦基于特尔人放弃棉被、独木舟和刻有花纹的铜器，把它们焚烧掉或扔进大海，以此来“维系他们的血液”与证明他们的价值。在任何时代，君主贵族阶级都是通过无益的浪费 （wasteful expendi-ture）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的。源于理性主义和经济学用途的概念，要从更为广泛的社会逻辑角度来考虑。但浪费远远不是非理性的残渣。它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级社会的功用性中代替了理性用途，甚至能作为核心功能——支出的增加，以及仪式中多余的“白花钱”竟成了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的地方——不仅出现在个人方面，而且出现在社会方面。从这一角度，“消费”作为消耗的概念显示出了轮廓，也就是作为生产性的消费——与建立在需求、积累和计算基础之上的“节约”恰恰相反。这里的多余先于必需品，开销在价值上（如果过去不是）先于积累和占有。
“啊，不要讨论什么‘需求’了！最穷的乞丐在最可悲的境遇中还有点余粮呢。把自然压缩成自然需求吧，人是个牲畜：他的命一钱不值。你知道我们只要再多一丁点的东西就可以存在吗？”莎士比亚在《李尔王》里说道。
换句话说，由消费产生的基本问题是：生活是否是根据其生存，或根据所赋予个人或集体的生命意义组织起来的呢？不过，这种“存在”的价值，这种结构价值可能意味着经济价值的牺牲。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它位于消费的中心，可以这样来加以理解：极大丰盛是否在浪费中才有实际意义呢？
人们是否应该像瓦莱里那样，用预想和预备之物的符号来确定极大丰盛的意义呢？“看着一堆堆经久耐用的食物，难道没有看到一点剩余下来的时间与不用做的事情吗？一箱饼干，就是整个一个月的懒散与生活；一罐罐腌肉以及一筐筐谷粒和核桃就是一笔让人得以安宁的财宝，一个平静的冬天可能会沐浴在芬芳温馨之中……鲁滨逊在储藏进箱子和盒子的食物的味道中品味到了未来的出现。他的财宝为消闲扫清了障碍。正如某些金属散发出一种绝对的热度一样。它来源于时间。人类只是在那堆经久耐用的东西上才慢慢成长起来的。预见和预备，使我们逐渐摆脱动物必需品的严酷现实和我们那赤裸裸的需求……大自然令人想起这样一个事实：它使我们身上具有一点对抗事态变化的东西；四肢上的脂肪，灵魂深处时时待命的记忆力，这都是我们的工业所模仿的资源贮备的模式”。
这就是活着的人肯定要“费力”的经济原则，尼采（以及巴塔耶）的观点与之相对立：“生理学家应该在提出自我保护本能是任何有机生命主要本能的时候进行深入思考。活着的人无论如何要花费精力：‘自我保护’只是其中的后果之一。当心多余的目的论原则！‘自我保护本能’的整个概念就是其中的一个概念……‘为生存而斗争’——这个口号指一堆例外情形，确切地说，规则就是为力量、为拥有‘多余’、‘更好’、‘更快’、‘更经常’的野心所进行的斗争。”（尼采《权力意志》）
这“多一点的东西”可以成为“本身的东西”。价值就是通过它得到证实的。这种想象的价值规律使得主要的东西始终在必需的东西那边，在消费和失去过程中最能体现出来，而且它能在自我占有中进行自我检查，只要后者具备增添的、“多一点的东西”的差别功能。以苏联的例子为证：工人、干部、工程师和党员都有一套不属于他们的房子：房屋出租或作为终身年金。其功能与劳动者、城市就业公民的社会地位有关，而不是与私人身份相联系。这些财富是一项社会服务，而非一笔遗产，更不是一笔“消费财富”。相反，第二住宅，俄罗斯乡下的花园住宅倒属于他们，这笔财富不是终身年金也不可以撤销，可以在他们死后代代相传。因而“个人主义的”迷恋就依附于此：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得这座乡下住宅（由于缺乏在西方几乎与“第二住宅”起着相同作用的汽车）。这座乡下住宅的声望价值与象征价值实际就是那“多一点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