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舆论区别于另一个舆论，是由舆论的本体——关注决定的；一个关注区别于另一个关注，是由关注的对象决定的。
每一个舆论都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名称来指代它，舆论的名称就是关注的名称。关注的名称跟关注的对象有关。关注对象的名称，就是舆论事件的主语（以下简称舆论的主语）。舆论的主语决定着舆论的命名。关注的对象影响着关注的名称，而关注的名称往往又限定或强调了关注的对象。舆论的主语，左右着舆论的发展。
就像一个人可能有多个称呼一样，比如姓名、乳名、字号、绰号，舆论的主语也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舆论主语，产生不同的舆论。
问大家“李荞明事件”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但问大家“躲猫猫事件”，知道的人就多了，其实它们是同一个事件。
2009年，云南青年李荞明死在看守所，警方称其在玩“瞎子摸鱼”时不小心撞墙身亡，网民将“瞎子摸鱼”改为“躲猫猫”，创造了一个迅速走红的网络词汇，也顺理成章地用“躲猫猫”命名了这个事件。原本这个事件的命名最接近事件事实的应该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死亡事件”“李荞明（死亡）事件”或者是“瞎子摸鱼事件”，但这三个命名都没有广为流传。如果当时没有网民把“瞎子摸鱼”换成“躲猫猫”，如果这个事件名字不叫“躲猫猫事件”而是“李荞明事件”，它的传播一定不远。
舆论事件的名字跟关注的对象有关，但不等于关注对象本身，不同的命名导致的传播效果有着天壤之别。舆论的命名有客观性因素，却没有必然答案，运用“舆论主语分析法”，有助于发现舆论命名背后的传播规律。
“舆论主语分析法”是从舆论的命名为切入点，分析舆论传播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内容是：舆论的命名在舆论的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同的命名有着不同的舆论效果。舆论的命名是可选择的，有其偶然性，其与传播效果之间却存在着必然性联系。
以“山西黑砖窑事件”[1]为例，在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其对社会的破坏性并不是最严重的，却以省域命名；同一时期的“瓮安事件”[2]，破坏性更大，却以县域命名。命名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但这样命名的舆论结果是：前者省长调离，后者县委书记下台。
2015年的“庆安县火车站枪击事件”[3]可以有三个命名，“庆安枪案”“绥化枪案”和“黑龙江枪案”，最后以县域命名，结果只有一个副县长被“人肉”搜索导致下台。同一年，福建的PX爆炸同样可以有三个命名——“福建PX爆炸”“漳州PX爆炸”和“漳浦县PX爆炸”，最后的命名却是“古雷PX爆炸”[4]。古雷是一个自然岛，最后只有涉事企业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漳州市政府、古雷港开发区管委会等相关负责人受到轻微党纪政纪处分，市县党政主要领导无人下台。
还是2015年的“青岛天价虾事件”[5]，段子手对青岛极尽调侃之能事。青岛人民十分不满：哪一个地方没有坏人？哪一个城市没有宰客？这不过是一个叫“善德”的餐厅干的“好事”，又不是整个青岛餐厅都在宰客，为什么要叫“青岛天价虾事件”，而不是叫“善德天价虾事件”呢？一个人感冒，为什么要全市人民吃药呢？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舆论的命名非要往大里走，为什么不叫“山东38元大虾事件”呢？如果认为旅游事件的舆论命名到城市为止，那为什么“云南导游事件”[6]却是以省份命名，而不是用“昆明导游事件”呢？要知道，最后处理导游的执法部门就是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此外，“三亚宰客门”[7]事件的命名又是城市啊！
有学者写论文，分析“哈尔滨天价鱼事件”[8]发现，互联网上存在两股“黑势力”，一股在“黑哈尔滨”，另一股在“黑东北”。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黑哈尔滨、黑东北，为什么偏偏漏掉了中间的黑龙江呢？难道是因为黑龙江本来就有个“黑”字，所以它是自黑吗？
舆论除了用空间命名，还有时间命名。
前一段时间，一则信息在朋友圈引起很多人转发：
请大家一起为《贞子》票房为零做努力！日本拍的《贞子》3D将于5月1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而5月12日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谁的群多，转一下。日本人说中国人不团结，爱国的就转发（是中国人就转，是懦夫的可以不转）。
之后在不同的微信群里我多次遇到过它，每一次都回复了类似这样的微信：“请爱国的中国人先搞清楚历史事实再转，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是12月13日。”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史实错误，为什么会以讹传讹这么久？要知道，犯这个错误的媒体人、企业家、艺术家等可是一大堆呀！
将心比心，如果上述微信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换成是“马关条约纪念日”，我这个历史学博士也未必能一眼发现不对。
但假如这个微信文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换成“‘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的话，绝大部分朋友会立即指出错误：“拜托！‘九一八事变’是9月18日，有点常识好不好？”
人们之所以记不住“南京大屠杀”“马关条约”的具体日子，是因为这些事件的名称就没有标注日期。如果都像“九一八事变”那样用日期标注事件，还有多少人会犯错呢？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南京大屠杀”和“马关条约”没有用日期命名？历史事件的命名规则到底是什么？
历史事件的命名非常没有组织性、纪律性。百年来，日本带给中国最痛苦的记忆，当属下列五个事件：“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卢沟桥事件）”和“南京大屠杀”。它们的命名方式各不相同：两个以地点命名（“马关条约”“南京大屠杀”），一个以年份命名（“甲午战争”），一个以日期命名（“九一八事变”），一个日期命名和地点命名平分秋色（“七七事变”和“卢沟桥事件”，大家都熟悉）。
历史事件的命名为什么这么“随意”，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深入研究。舆论学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同命名的历史事件，进入当代舆论场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被设为国家公祭日前，上述五个大事件唯一能够年年进入当代舆论场的，只有“九一八事变”，而它恰恰是五个事件当中，唯一纯粹以日期命名的事件。7月25日（甲午战争）、4月17日（马关条约）、7月7日（卢沟桥事件）、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都没有成为当代中国的敏感日期。只有9月18日，一旦中日两国关系紧张时，上街游行的就是这一天！
“九一八事变”并非一开始就以日期命名，该事件最初还有两个名字——“柳条湖事件”和“满洲事变”，它们都是以空间命名。“满洲事变”是日本人的叫法，当然不被中国人接受，但“柳条湖事件”如今也鲜为人知。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20世纪传唱全中国的《松花江上》，更加强化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期记忆。
舆论的历史记忆和舆论事件的命名正相关，如果舆论事件是以空间命名，记忆导向的是记忆之树扎根的土壤；如果舆论事件是以时间命名，记忆导向的是记忆之树那一圈圈年轮。
如果舆论事件最后长成的不是记忆之树，而是一根骨刺，那么，历史会选择扎向苍茫的大地，还是滚滚东流的时间之河呢？“九一八事变”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过去，每当某些日本人挑衅中国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敏感神经时，我就忍不住想问：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没有像“九一八事变”那样用日期命名呢？
以日期命名的历史事件除了“九一八事变”，还有“二二八事件”。同一时期，比“二二八事件”更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台湾光复”，仅就事件的重要性而言，两者的历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有多少人记得台湾光复的日子，又有多少人忘得了“二二八事件”呢？
以日期命名的事件，还有“七五事件”“9·11事件”……
这些以日期命名的历史事件穿越时间，年复一年进入当代的舆论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命名改变舆论，也改变历史。
[1]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名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引起全国舆论关注，中央领导做出批示，事件被媒体称为“山西黑砖窑事件”。
[2]2008年6月28日下午，因对初二女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死者家属聚集到贵州瓮安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上访，沟通过程中产生冲突，引发上千人游行、上万人围观，失控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还是从冲突剧烈程度与造成的影响看，“瓮安事件”都是近年来中国群体性的“标本事件”。
[3]2015年5月2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带着母亲和三个未成年孩子出行，在庆安火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将自己女儿扔向警察，并抢夺警械枪支，结果被警察当场击毙。
[4]2015年4月6日18时55分左右，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岛的腾龙芳烃（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
[5]2015年国庆期间，青岛一大排档向旅客兜售“天价”虾，一只普通的虾要价高达38元，整盘虾收费1500余元。
[6]2015年5月1日，网曝游客四人参与“1元”纯购物团旅游，因购物少难以维持导游生计，导游在大巴车上大发雷霆，辱骂游客没有良心。
[7]2012年春节，三亚被爆出游客吃海鲜被宰丑闻，结果该事件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8]2016年春节期间，网曝常州一家人在哈尔滨旅游，吃了顿铁锅鱼后被饭店索要上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