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舆论场的优势地位非常明显，这与现实生活刚好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仍是弱势群体，但在舆论场上，性别平等的议题话语权却掌控在女性手中。性别平等的议题几乎特指针对女性不平等的议题。在舆论场里，只有女权的议题，没有男权的声音。
在现代文明国家，任何敢于挑衅女权的精英人士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2005年，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H. Summers）语出惊人：女性之所以在理工科领域落后于男性，可能是因为两性之间天生的差异。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女科学家当场退席以示抗议，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校长：“你的行为给大学的名誉带来严重损害。”在舆论的压力下，萨默斯写信给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道歉，但仍然难以平息舆论世界的谴责。最终萨默斯只能选择辞职，结束了历时一年之久的巨大风波。
这是非常典型的舆论规训与惩罚案例。在很多国家的舆论场，女权主义成功地建构了不能歧视女性的舆论禁忌。这不仅是主流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特权，体现了主流舆论的极端重要性。
主流舆论不仅用正向倡导的方式表达其认同的选择，引导一条条道路通向“罗马”，也通过反向禁止的方式表达其认同选择，设置一个个雷区与沼泽地。谁胆敢闯入，不是被炸得粉身碎骨，就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舆论禁忌是主流舆论另一种表达方式。这表明在一些舆论场，女权主义舆论已经成为主流舆论。主流舆论的极端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它决定了一个舆论场的性质，其次是以它为基准设置舆论场的坐标系，最后它作为舆论场的磁场始终在发挥作用。但显然，女权主义舆论还没有达到舆论场性质的决定者、坐标系的设置者及磁场的提供者这样的地位，它在这三方面的表现都乏善可陈，更像是一个瘸腿的、残缺的主流舆论。
这样一个不完备的主流舆论形态，让女权主义的推动者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男女平等在舆论禁忌上达到了高峰；另一方面，它在舆论的普及上却并没有成为所有人的常识。不能歧视女性的舆论禁忌，只是对精英群体具有惩戒作用。普通的老百姓如果说出性别歧视的言论，并不会遭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舆论围殴，反而有可能成为舆论的发泄与狂欢。
女权主义舆论并没有成为主流舆论的常识，只不过是主流舆论的禁忌，这让女权主义舆论推动者更加信任舆论的攻击力，女权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四面开花，攻击一切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女权主义推动者树敌太多，没有抓住女权舆论最重要的标的。这个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女权主义推动者在舆论战中眉毛胡子一把抓，见到什么都骂，这就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攻击目标。
仔细总结下来，最容易被女权主义攻击的有两种人：一种就是非常恶劣的男权至上者，第二种反而可能是最同情女性的人。剩余的大部分群体，因为舆论禁忌都选择了沉默。第二种人以为自己靠近女权，所以敢于发声，没想到一发声就被女权主义盯上了，批评他不够彻底，骨子里还是男权，最后他也不敢发声了。在如此这般的无差别打击下，只剩下女权主义舆论的正红旗高高挂起，其他原本可以成为女权主义的支持者们都在打击下或担心中选择了沉默。
女权主义舆论成了舆论场中的孤家寡人，就这样陷入了二律背反：因为现实生活的弱者地位，女权主义舆论才获得舆论场的优势地位，但是女权主义舆论过于强势的表达，却在争取认同上失去了优势。在舆论的竞争中，争夺关注时强者占优势，争取认同时弱者占优势，灭绝师太般的女权主义舆论会断送掉自己的舆论同盟军。
女权主义舆论的推动者应该学习圣雄甘地的舆论战法。圣雄甘地在南非反对另一种歧视——种族歧视。他既没有采取舆论禁忌的做法，也不是采取舆论攻击的方法，没有四面开花，也不到处撒网，他只抓住种族歧视中最不道德、最容易激起公愤的做法，进行抗议。他率领印度人向南非当局抗议非法取消了印度人选举权的提案，并号召印度人不向南非当局登记和按手印。
圣雄甘地反对使用暴力的方式进行报复，而是用自己的牺牲唤醒普遍的同情，不仅唤醒自己的同胞，更重要的是唤醒白人群体中沉默的支持者与同情者，甚至改变白人群体的中立者与反对者，从而形成更普遍而广大的舆论力量，集中起来反对最劣迹斑斑的种族歧视行为。
事实上直到今天，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如果圣雄甘地当初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见种族歧视就反，一定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
女权主义舆论应该学习“圣雄甘地传播法”，集中火力，争取同情！
● 集中火力
女权主义推动者应该集中优势的舆论火力，烧向最容易引起公愤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树敌太多。当她们把男人一个个骂过去时，就是女权主义舆论最孤独的时候。
黑人最终的解放，需要有白人的觉醒；男女最终的平等，也需要男人的觉醒。女权主义推动者要学会传播策略，把最能够改变妇女命运的、最让妇女难以忍受的不平等现象，作为核心打击目标，并扩大同盟军。
女权主义推动者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团结性别平等舆论场的次主流、弱主流、外主流舆论，孤立逆主流舆论，重点打击反主流舆论。不要见到性别平等的非主流舆论就打，一方面浪费火力，另一方面容易失去同盟者。
2015年央视春晚，演员贾玲、瞿颖在小品《喜乐街》中演唱的一首《女神和女汉子》引发争议。有网友认为其中提到的“女汉子”“矮胖”等标签涉嫌歧视女性，并在网络上发起抗议春晚歧视女性的请愿书，最终征集了1300个签名要求中央电视台道歉。贾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很伤心：“我觉得会把中国女性喜剧的路再给堵死。”
且不说贾玲的喜剧小品是否真的涉及歧视女性，即使是“女汉子”“矮胖”这样的词语，最多是性别平等的非主流舆论，绝非罪大恶极的反主流舆论。在中国，更极端、更核心、更普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显然不是它。贾玲的小品能够经过层层把关，即便是真的有性别歧视的因素，也应该是最不明显、毒性最小的一个。女权主义舆论推动者把它作为自己的火力扑杀点，非但打错对象，用力过猛，而且让很多中间群体反感女权主义者的上纲上线。毕竟，喜欢这个小品的观众要比1300个签名者大千万倍的人口数量，对这个小品一笑而过的观众群体则更不计其数。女权主义舆论在这样的舆论战中，失去的东西远远大于得到的东西。
● 争取同情
女权主义推动者应该把争取同情而不是舆论打击作为最重要的舆论诉求，这才可以帮助女权主义争取到更多的同盟军。舆论最重要的力量是情感力量，情感的共鸣与情绪的弥漫。
真正的种族歧视者不怕反抗者的暴力，如果以暴制暴，种族歧视者有着无法企及的强大武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反抗者的不怕牺牲。
基督教的传播，首先得益于耶稣的受难。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传播”是最好的唤醒民众的舆论武器。这也是女权主义推动者亟须学习的一点，要充分利用好舆论的同情心武器，而不要把自己变成不食人间烟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也要缠斗的强硬形象。
女权主义舆论目前遭遇被污名化，出现这个结果不要只懂得愤怒，与其一味地责怪社会，不如好好地反思自己：为什么原本对我有利的舆论场，反而遭到污名化？本来舆论场就是女性的主场，电影可以拍《我的野蛮女友》，谁敢拍《我的野蛮男友》？
女权主义要好好珍惜上天赋予弱者的舆论武器，这是男女平等运动中最强大的武器。如何评价女权主义在传播上的成绩，不是看舆论场有多少代表了女性的声音，表达了多少女性的诉求，而是看争取了多少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对性别平等的支持，这将是评价女权主义传播中最重要的一个尺度。如果声音发得越多，结果同盟军越少，恰恰就是女权传播的失败。
再次强调：舆论最重要的目的是争取朋友而不是打击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