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舆论的轻规则来指导舆论战，就是舆论的轻战争。
在舆论的轻战争中，娱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战术战法，甚至发展成为以它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娱战争。正如核战争（nuclearwar）指的是使用核武器进行的战争，娱战争就是以娱乐武器为主要作战武器的舆论战争。
一般的舆论战，娱乐化只是辅助手段，比如，政治人物唱唱歌，在娱乐节目当当嘉宾，而娱战争则是以娱乐武器为主要的舆论兵器。此外，两者的规模大小也不同。普通的舆论战使用娱乐武器仅限于局部，而娱战争则把娱乐武器的使用贯穿整个战役。
2016年的“帝吧出征”[1]便有一点娱战争的雏形。娱战争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12年台湾“大选”的“三只小猪运动”。
选战就是舆论战。一般来说，民调3%的波动可能只是正常的误差，但如果民调突然出现10%上下的浮动，就说明选战出现了突发变化。比如，发生重大的选举失误，面临天灾人祸，出台重量级政策或抛出颠覆性观点。
2011年9月，台湾“大选”进入倒计时，蔡英文的民调仍然落后于马英九10个百分点以上。10月初，蔡英文在台南造势，有三胞胎姊妹捐出三只小猪扑满（存钱罐）。台湾地区监察部门提醒民进党，未成年人的选举献金在法律上有限制。蔡英文的竞选团队马上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舆论战突破口，便因势利导，于10月25日发起“三只小猪运动”，发送了10万只Q版小猪扑满给民众，号召支持者把零花钱装在小猪里，支持民进党去打国民党这只“大怪兽”。“三只小猪”唤起了选民无与伦比的热情，让两党都大跌眼镜，民调大幅落后的蔡英文居然靠此一举追平马英九。没有领导人失误，没有政策牛肉，仅凭一个娱乐化的活动就大幅度改变选情，创下了舆论战新的奇迹。
“三只小猪”是神来之笔的灵感还是不可复制的神话？它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追寻？让我们先做个案例复盘，“三只小猪”的加分项至少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不懂得“被动语态传播法”。舆论战有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两种打法。主动语态打法强调行为主体，其传播模式是“谁做了什么”，如“我摘了苹果”。被动语态打法强调的是行为对象，其传播模式是“什么被谁做了”，如“苹果被我摘了”。
国民党一直习惯主动语态的打法，如领袖带来安定，领袖送来温暖。一切都是领袖主动作为，民众只是被动接受。直到这一次，还是用主动送福袋来反制“三只小猪”，认为自己送东西给民众，好过民进党让民众存钱罐送钱。殊不知，一支军队如果能让老百姓夹道送鸡蛋吃，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国民党什么时候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让老百姓给他送鸡蛋呢？
第二，民进党最擅长悲情舆论战法。选举需要敌人，“三只小猪”讲述了三只小动物对抗大怪兽的经典故事。
对于候选人来说，选民常被分为三种：我们的人、他们的人和中间的人。所以选战获胜的方法归根结底也就是三种：增加“我们的人”，减少“他们的人”，争取“中间的人”。
要从整体的选民中分割出一块“我们的人”，就要有“我们”共同的东西，简单的像出身、籍贯、性别、姓氏等。比如金门选举，陈、李都是大姓，其中陈姓更是一等一的大姓。如果其中一个选举人正好姓陈，只要动员所有姓陈的投票给他，估计就没李家什么事了。复杂点的比如信仰、理想等。
而在所有的“共同”里面，“共同的敌人”是能量最高的。大敌当前，往往信仰、理想、恩怨统统靠边站。中国的一个成语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同仇敌忾”。没有什么比“共同的敌人”更能让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政治人物需要敌人，正如电影主角需要敌人一样。美国需要邪恶国家，007需要恐怖分子，阿凡达需要入侵者。这的确是人性的弱点，人们一方面谴责暴力、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商业片少了敌人，有谁愿意去看呢？
选举更需要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每到“大选”前，鹰派[2]的声音就会甚嚣尘上。1996年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李登辉接受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采访，抛出震惊台湾和世界的声音——《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这之前，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一想到牺牲许多台湾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记’[3]就是一个结论。”
当李登辉顺利地用“二二八事件”“外来政权”这样的符号建构起“仇恨和敌人”后，他孜孜以求的“台独”载体——“台湾生命共同体”就有了情感和逻辑基础。而民进党此后完全继承了李登辉的衣钵，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悲情的政党。悲情牌是选举的共生物，没有选举就没有悲情。一个政治人物平时好好的，该吃吃，该玩玩，突然有一天他开始玩悲情了，无他，大选到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民进党上台后还在打“悲情牌”，都已经“执政”了，还有什么好悲情的呢？本来街头政治是在野党的专利，因为通过体制解决不了问题，在野党就只好诉诸街头。但“执政”后的民进党还是走上街头，把自己打扮成被欺负的对象。在2004年“三一九枪击案”中，民进党再次把街头政治发挥到极致，陈水扁在街头竞选时遭枪击，被民进党操控的“地下电台”开足马力，大肆渲染可怜的阿扁在为台湾挡子弹。一个大权在握的贪腐分子就这样被打扮成“落难的英雄”，悲情牌又赢了！
没有敌人就必须创造敌人。如果现实的竞争对手难以让选民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最佳的办法就是把远方的力量妖魔化，然后把竞争对手直指为“妖魔力量”的同谋。民进党运用这样一种荒腔走板的舆论战策略几乎屡试不爽，而且成本低收益高。
第三，国民党最缺乏游戏舆论战法。国民党一直高高在上，马英九也偏于正经。国民党缺少爱玩的天性，不懂得从互动游戏中寻找打选战的灵感。
当对手在妖魔化敌人时，一般的做法是针锋相对，揭露对方的丑恶行径。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有限，理性的声音不如感性的声音容易洗脑，而谣言比真相的分贝大一千倍，传播速度快一万倍。
用严肃的方法对付妖魔化，只是用“真常识”对抗“假常识”，而“假常识”还是披着常识的外衣。只有把造谣者的行径围剿在常识之外，才能让大多数人对谣言产生免疫力。“游戏舆论”是解构妖魔化的最后终结者。
台湾中天电视台有一档娱乐节目叫《全民最大党》，它的主题就是政治模仿秀。作为一档供台湾老百姓消遣的综艺类节目，它对政治的影响力却不亚于任何严肃的政论节目。
《全民最大党》有一个小板块叫“阿洪之声”，两位主持人模仿台湾地下电台的主持人如何造谣生事。“天要下雨”“捷运晚点”，台湾发生任何不好的事件，两位主持人都不假思索地说是“中共”在搞破坏！有一次台湾出现“黑衣人事件”，扮演的地下电台主持人又说成“那是阿共的阴谋啊”。另一个问他为什么，他的逻辑很简单：“凡是黑的都是大陆的啊，比如黑手机、黑心棉，最重要的是黑龙江也是大陆的啊！”
事实证明在台湾这个泛政治化的社会，政治的娱乐化是解构荒诞政治的最有效的工具。
制造“中共的阴谋”议题是民进党的一贯伎俩，但驳斥民进党一千句“中共没有阴谋”，不如一句“黑龙江也是黑的”。再发生“两颗子弹事件”，再开足马力说这是“阿共的阴谋”时，只要一想起“黑龙江也是黑的”这个笑话，谁还会信呢？
这一次，“三只小猪”创造了一次通过“游戏舆论”打选战的成功案例。它一改民进党传统的悲情做法，把悲情内化为一种游戏精神。国民党试图用“平安福”来反制，但没能破解“三只小猪”困局，原因之一就是“平安福”较“三只小猪”缺少了游戏精神。
台湾民众爱玩！“三只小猪”对绿营动员有限，它真正打动的是中间选民，“一起来打大怪兽”。突然出现一个真实世界的游戏版，怎能不让台湾民众嗨翻了天？
如果有机会帮马英九写剧本，面对一个用娱乐战争打选战的对手，有什么破解之法吗？
有！破解之法就是运用舆论的轻规则。
一切回到“游戏舆论”来。既然“三只小猪”脱胎于童话和动画片，就应该从童话和动画片里去寻找破解“三只小猪”的答案。民进党剧本的“三只小猪”，其故事架构就是小动物对抗大怪兽。如果去除了大怪兽，“三只小猪”就失去了意义。
美国和中国大陆有两部流行动画片似乎可以给人们以启示：一部是《猫和老鼠》，一部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在现实生活中，猫和鼠、羊和狼永远不可能和平共处。但在动画片中，猫和狼不再是威猛暴力的形象，而是通人性的小可爱。猫时常被老鼠欺负，狼成了永远吃不到羊的可怜虫。特别是灰太狼，其怕老婆、爱老婆的形象赢得众多女性的喜爱，“嫁人要嫁灰太狼”也成为一句流行语。
国民党不妨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将马英九打扮成整天被民进党欺负、怕老婆又爱老婆的“马太狼”。马英九的厚道在台湾已经深入人心，而马英九的“好丈夫”形象也是台湾女性的最爱。如果“三只小猪”对抗的“大野狼”根本就不存在，“三只小猪”靠什么聚集选票呢？
选战到最后，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干脆大大方方地邀请台湾所有的“猪”，不管是“蓝猪”，还是“绿猪”，都到他官邸做客。嘉年华上，一只大灰狼和一群五颜六色、戴着“平安福”的可爱小猪们，手拉着手载歌载舞。晚会的高潮是：大灰狼终于掀开他的头套，露出马英九那经典的憨厚笑容。啊，原来大灰狼其实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更准确地说，是一匹被民进党披上狼皮的“马”呀！
一边是一直在制造仇恨，一心要制造敌人的“猪”，另一边是一直在促进族群和解，一心想推动两岸和平的“马”，中间选民会选哪一边呢？
[1]2016年1月18日，大陆足球运动员李毅百度吧的千万粉丝集体行动，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中寻找具有“台独”色彩的账号，实施跟帖。他们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表情包，结果导致部分政治人物或媒体的社交账号几乎瘫痪。
[2]一个政治名词，形容主张对外采取强势外交或者积极武力扩张的政治派别。
[3]《圣经·旧约》中重要的一章，讲述了希伯来人同古埃及人之间的矛盾起源，以及先知摩西如何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