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里，政治是重的，艺术是轻的。政治的传播不如艺术的传播轻便，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需要文工团的原因。当政治传播与艺术传播结合在一起时，就出现了政治舆论的艺术化。
舆论的艺术化，指的不仅是政治传播可以艺术化，一切用艺术的传播方式所制造的舆论，都属于舆论的艺术化。当然，舆论的艺术化在政治传播中特别具有代表性。因此，从狭义的角度来说，舆论的艺术化往往特指在政治传播中的运用。
如果需用一句话来概括舆论的艺术化，那就是高举轻放。因为艺术传播对主体传播的加持，使得主体传播高居舆论的注意力中心，更加吸引眼球。但也因为艺术传播对主体传播的修饰，使得主体传播的现实破坏力受到了控制，锋芒更加内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百万人倒扁运动”。这是台湾解禁以来最大规模的非政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它超越蓝绿，长时间地影响台湾的政局，代表着一种新兴的舆论力量正在崛起，打破了台湾的舆论主体由政党主导的传统格局。
2006年的“百万人倒扁运动”，由于范可钦的加入，使得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自发运动，最后服服帖帖地被导演成一个充满广告意味和艺术形式感的嘉年华会。范可钦这位广告界的奇才，在2000年台湾“大选”中，用别具一格的政治广告为陈水扁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他反戈一击，成为“百万人倒扁运动”实际的指挥者和策划者，将广告人的才华发挥到极致。
在范可钦的导演下，“百万人倒扁运动”成为一个政治真人秀节目。整个活动就像一部电影或系列片，每一次主题活动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9月15日晚，组织者发起“荧光围城”，参加游行的民众身着红衣，高举红色荧光棒，绕行陈水扁办公场所，高呼“阿扁下台”。之后，“倒扁”总部又发起“遍地开花”运动，突破台北市的局限，将“百万人倒扁运动”推进到全台各县市。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表面上是“百万人倒扁运动”的总指挥，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男一号”。政治运动要动员民意，必须有牺牲者，范可钦把施明德打造成牺牲者的形象。当施明德在绝食抗争时，作为演员的他基本上丧失了实际的指挥权。舆论的艺术化，演员固然重要，出品人当然权力最大，但是真正的掌控者却是导演，他实际上控制着整个活动的节奏、强度与走向。
除了施明德，该运动所有的参与者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演员，而“百万人倒扁运动”的核心地带则变成了舞台，连静坐的抗议也是精心设计的：2300个座位，象征2300万台湾人民……当抗议者们像群演那样一批批被运抵表演区，他们就不是战士，而是表演者。“百万人倒扁运动”可以上头条，却失去了破坏力。
演出的高潮部分，是百万人上街游行。不要说台湾才2300万人口，就是换在俄罗斯，百万人上街，克里姆林宫也会沦陷，但组织者布置的游行路线重点考虑的是航拍效果，而不是如何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形成冲击。在施明德的领军下，近百万身着红衫的“倒扁”群众集合在一起，并在陈水扁办公室前的几条街道开始绕行。从空中鸟瞰，正好形成一个巨大的“倒扁图腾”——寓意规矩的“圆规”，该图案也像极了一个手拿大刀的勇士，要砍倒贪腐的“政权”。这变成了按照直播程序走的大型行为艺术，百万群众不过是百万演员，他们按照规定路线走台位，怎么可能冲进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
“百万人倒扁运动”是一种“电影政治”。电影有主题曲，它也有“倒扁”主题歌。演员有演出服，它也有统一的红色服装，不经意间让台湾新兴的政治力量获得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符号——红衫军，以致后来很多其他国家有样学样，出现黄衫军、绿衫军等。演员是有台词的，它也有台词—— 统一的口号，还有各式各样的道具—— “倒扁”旗帜与公仔玩偶。最有创意的是它为每一个抗议者设计的“倒扁”手势，由施明德最先比出的大拇指朝下，甚至一度成为台湾上班族聊天软件上最流行的符号。它简单明了，一看就会，老少咸宜，随处可用，不费力气，一个人做也行，一群人做效果更佳，堪称是神来之笔的政治传播创意。在当时，人们只要做这样一个手势，就可以代表一种立场；在未来，人们只要做这样一个手势，就可以回忆那个时代。
2006年“百万人倒扁运动”，台湾第一次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变成一种艺术化形式并左右政局，宣告政治舆论场进入了一个舆论艺术化的时代。其标志性变化就是非政治的专业人士从幕后走向前台，从幕僚变成主导者。
舆论活动的艺术化，它的优点是明显的，拥有足够的吸引人眼球的噱头，提供媒体与大众喋喋不休的谈资，省下来一大笔政治广告费。不仅岛内媒体不请自来，而且成功地吸引了全球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
舆论活动的艺术化，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上百万“愤怒”的群众包围政府，如果在其他任何地方，足以让贪腐的“政权”下台几次，可是被艺术化的愤怒却没有多少杀伤力，就像舞台上用鼓风机吹起的红布条，虽然像极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却烧不坏任何东西。这正是“百万人倒扁运动”饱受争议之所在。
舆论艺术化的得失可能将长时间地引发争论：舆论一旦艺术化，势必削弱甚至丧失其现实的功利性，逊色于原始自发的舆论运动杀伤力；但艺术化的舆论一旦超越现实的功利性，却也可以获得超越时空的影响力。比如“红衫军”这个符号，就会长久地影响台湾的历史。
舆论的艺术化，它的优势与缺陷都是由艺术的特性所决定的。就像绘画有画框，戏剧有舞台，电影放映前要暗场，艺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这样的边界，一方面让艺术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另一方面也与现实有意地保持一段距离，拒绝成为生活的附庸，不让生活的功利性伤害艺术的纯洁与独立。
戏剧通过脚灯、幕布、乐池，将演员与观众相隔的物理距离称作庄严的距离。戏剧的魅力就是在这个忽远忽近的距离中产生，不管是突破还是拉远，都回避不了这个庄严的距离。舆论的艺术化，其传播的魅力与现实中的局限性也都源自它的边界。
舆论的艺术化是一个有边界的舆论，它在现实的影响力上受到边界的限制，但在历史的影响力上却获得了超越。艺术的价值往往是滞后的，而它的影响力却是超越时代的，舆论的艺术化也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