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真的“必异”吗
理解群体的内外，是理解我们历史的关键。放眼全球，这样那样的群体里的人反反复复地对其他群体施加暴力，哪怕后者手无寸铁、并不构成直接威胁。1915年，奥斯曼帝国系统性地屠杀了100多万亚美尼亚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侵华日军杀死了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1994年，短短100天，卢旺达的胡图人就杀死了80万图西人，还基本上用的是砍刀。
我没有办法用历史学家超然的眼光看待这些事情。看看我的家谱，你会发现，我的大部分亲族分支在20世纪40年代初戛然而止。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成了种族主义的牺牲品，惨死在纳粹大屠杀中。
纳粹大屠杀之后，欧洲养成了一个习惯，动不动就发誓说“（惨剧）绝不重演”。可50年后，种族灭绝再次发生，这一次大屠杀的发生地是距德国区区900多千米之外的南斯拉夫。1992—1995年的南斯拉夫战争期间，超过10万穆斯林在塞尔维亚人“种族清洗”的暴行下遭到杀害。斯雷布雷尼察是战争打得最惨烈的一个地方：短短10天内，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遭到枪杀。斯雷布雷尼察被攻城部队包围后，这些人躲入联合国安全区避难，但在1995年7月11日，联合国指挥官把所有难民从安全区里赶了出去，把他们送进了等在大门外面的敌人之手。妇女遭强奸，男人被处决，连儿童也没躲过一死。
我飞到萨拉热窝，想更清楚地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在当地，我偶然跟一个名叫哈桑·努哈诺维奇（HasonNuhanovi?）的高大中年男人聊了会儿天。哈桑是波斯尼亚穆斯林，曾以翻译的身份在联合国安全区里工作。他的家人同在安全区里，只不过是难民身份。当时，哈桑眼睁睁地看着家人被赶出去送死。只有他自己获准留下，因为他是翻译，还有利用价值。他的父母和哥哥全都死在那一天。那是最让他受折磨的噩梦：“他们持续不断地杀人、折磨，这些罪行全是我们的邻人犯下的，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啊。他们竟然对自己的同学都能下得去手。”
荷兰部队负责联合国安全区的保卫工作，数千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在此避难。荷兰指挥官把难民赶入围攻部队之手后，哈桑·努哈诺维奇的家人死于屠杀。
为了举例说明正常的社会交往是怎样解体的，他告诉我塞尔维亚人逮捕一名波斯尼亚牙医的情形。他们把他吊在电线杆上，用金属棒殴打他，直到打断了他的脊椎。哈桑告诉我，牙医在那里吊了三天，塞尔维亚的孩子们在上学路上会经过他的尸体所在之处。一如他所说：“有的价值观是普遍的、最基本的，那就是‘不可杀人’。可在1992年4月，这个‘不可杀人’突然消失了，变成了‘去啊，去杀人啊’。”
哈桑的家人被埋葬在斯雷布雷尼察的这座墓园。每年，都会有更多的尸体被发现、确认、搬入此处。
是什么令人际互动出现如此惊人的转变？一个亲社会的物种，怎么竟能做出这种暴行？种族灭绝为什么不断在世界各地重演？传统上，我们从历史、经济和政治的背景来审视战争与杀戮。然而，为了得到全面的解释，我相信，我们也需要把它们理解成一个神经学现象。通常来说，你会觉得谋杀邻居是有违良知的。那么，突然之间，是什么令成千上百人就这么做了呢？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正常的大脑社会功能短路呢？
E综合征
这张照片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大屠杀中的场景，一名士兵瞄准了怀抱孩子的妇女。
是什么削弱了伤害他人带来的情绪反应呢？神经外科医生伊扎克·弗里德（ItzhakFried）指出，放眼世界各地的暴力事件，你会发现相同的行为特征无处不在。人们的大脑似乎不再正常运行，而是进入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他提出，就像医生能在肺炎患者身上发现咳嗽和发热症状，人也可以在施暴者身上寻找并识别出具体的行为：“E综合征”。按弗里德提出的理论，E综合征的特征在于情绪反应减少，令暴力行为能反复出现。还有“超唤起”（hyperarousal），德国人称之为“陶醉”（Rausch），即进行暴力行为时的飘然得意感。E综合征还会集体传染：如果人人都这么做，它很快就扩散开来。还有一个特征是“心理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指人会关心自己的家人，却会对他人的家人施以暴行。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大脑的其他功能，如语言、记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不受损害。这表明，E综合征不是涉及整个大脑的变化，而只涉及了情绪和共情区域。就好像这些区域短路了，它们不再参与决策。此时，肇事者的选择，只受负责逻辑、记忆、推理等的区域驱动，而与情绪考量相关、思考站到他人立场上会是怎样的网络却熄火了。按弗里德的观点，这相当于脱离了道德的约束。人们不再使用正常情况下指引社会决策的情绪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