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智的产生离不开合作。
——皮亚杰，《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 Studies ）
“思维”活动是个体独自的狂欢吗？对于很多动物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人类来说，思维过程不仅仅牵涉到个体自身，反而更像是一个爵士演奏者的即兴表演：他使用的乐器由他人制造，表演曲目的编排有前人留下的固定套路，能够登上舞台也经过了其他演奏者的反复指导。所以说，他的表演不仅仅是自己的表演，更是融入了周围他人“存在”的表演。我们的思维活动亦是如此，它的发生往往嵌套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非与世隔绝的空中楼阁式思维。
那么人类这种独特的社会浸入式思维是如何产生，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有研究者指出，人类文化及相应的人工产物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黑格尔（1807）认为，人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塑造了个体思维的基本框架（Collingwood，1946）；皮尔斯（Peirce，1931—1935）则更进一步指出，诸如数学、逻辑等几乎所有人类比较复杂的思维形式的产生，背后都浮现着人造符号的身影（数字、逻辑规则）。此外，维果茨基（1978）则强调，人类儿童的成长过程往往亦是被所处文化中的工具、符号等一系列人造物所浸染的过程，这些文化产物，尤其是语言符号，往往在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就为他们确定了这个世界的组织形式，儿童成长过程中要做的就是内化这些符号的使用，进而通过类似“内部对话”（人类思维框架原型）的形式了解和建构这个世界（Bakhtin，1981）。
另有一派研究者则认为，对文化和语言产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协调过程，在人类思维发展中起首要作用。米德（Mead，1934）指出，在人类互动过程中，我们往往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并依据这种思考调整自己的想法或行为。皮亚杰（1928）则主张，这种角色采择和观点采择能力，连同个体的合作倾向，不仅使人类文化和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亦使个体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思维发展成为可能。实际上，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和经验判断过程，人类会形成一套关于语言习俗和文化规则使用的模板，只有那些符合模板的使用才不会显得另类，进而产生人际价值，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5）则具体阐述了其中几种不同的适宜使用的方式。对于上述研究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社会基底理论家”（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orist），因为他们都认为，语言和文化不是人类与外界产生超社会性（ultrasocial）认知联结的充分条件，仅仅是对后者的锦上添花。
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者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然而，近几年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一些新发现对上述解释构成了挑战。已有实证研究，尤其是过去十年来的研究发现，在一些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亦存在复杂的认知能力（Tomasello & Call，1997；Call & Tomasello，2008）。进一步说，人类的近亲类人猿已经能够通过类似人类的方式理解物理和社交世界的许多方面，如对因果关系及意图的理解。这也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很多重要方面可能并非起源于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文化、语言等组织形式，而是源于近似类人猿问题解决能力的相关机制。
另有一些实证研究证据来自于还没有被文化和语言全面浸染，尚处于前语言阶段的人类婴儿被试。虽然没有太多同外界互动的经验，但他们已经可以完成一些类人猿不能完成的认知加工操作，进而有能力进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尚无法完成的社会性互动，如共同注意、合作性沟通（Tomasello et al.，2005）。人类婴儿——这种尚处于前文化和前语言阶段的生物体——具有的认知独特性似乎佐证了社会基底理论家们的假设：人类思维的重要方面并非起源于文化和语言，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性参与（social engagement）过程中涉及的某些更深和更基础的形式。
在理论层面，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的最新研究进展，为我们思考人类独有的社会参与性的深层和基础形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少数行动哲学家探究了人类如何在需要共享意图或“我们”（we）意图参与的行为中同他人协同思考（Bratman，1992；Searle，1995；Gilbert，1989；Tuomela，2007）。具体来说，当个体参与群体性活动时，他们会形成共同目标和联合注意，之后各自在群体中的角色和立场逐渐确立，形成初步的行为协调规范（Moll & Tomasello，2007）。此外，群体活动中的共同目标、联合注意，乃至更为抽象的文化实践及产物（如文化制度）之间都是一脉相承，非彼此孤立的，而他们之间联系的基础则起源于社会习俗及社会规范的共同建构（Tomasello，2009）。总的来看，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他们懂得彼此协调，进而使一个个“我”变成“我们”，形成诸如合作性狩猎群体及文化制度等复杂的群体组织形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
同上述理论相对应，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合作性沟通。作为人类合作活动和共享意图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合作性沟通涉及一系列特殊的意向思维和推理过程，这些过程最先由格赖斯（Grice，1957，1975）提出，之后则被其他研究者不断扩充和修正（Sperber & Wilson，1996；Clark，1996；Levinson，2000；Tomasello，2008）。在合作性沟通过程中，沟通主体会通过外部沟通工具对沟通场景及指向事物进行概念化操作，以便传递给沟通对象，收到信息后，沟通对象则会尝试确定为什么沟通主体认为所传递信息会与自己有关。这种类似“对话”的过程不仅需要支撑共享意图的相关技能和动机的参与，亦离不开人际意图判断涉及的一系列复杂推理（递归推理）过程。总的来看，人类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前语言阶段婴儿对肢体语言的运用，彰显出人类沟通的独特性。而此类沟通背后常存在着一些预先假定。例如，沟通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享的概念框架系统、沟通过程中参与者能够理解彼此的意图和观点。
上面提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为我们细化建构人类社会性认知模型提供了可能，而人类思维的社会性层面内容也恰恰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日常生活中，尽管人类和动物可能会通过演化而来的启发式策略（第一系统加工） [1] 解决问题和进行决策，但我们至少和某些动物一样可以通过思考（第二系统加工）来解决很多问题。具体研究中，着重突出思维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使我们集中于某种单一但包含很多重要成分的认知加工过程，这些成分包括：
（1）“离线”表征经验的能力；
（2）通过模拟或推理对表征进行归因/意图/逻辑操作的能力；
（3）自我监控的能力及通过模拟事件发生进而做出深思后决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