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同《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9）同属一个系列，或者说可以称为它的前篇，但相比后者，本书的重点稍许不同。《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着重探讨什么导致了人类认知的独特性。答案是文化。由于在各种文化产物和实践（包括一种常规语言，当然还有掌握它们所必需的文化学习技能）的包绕下成长成熟，人类个体发展出独特而强大的认知技能。个体不断地内化他们所面临的文化产物和实践，而这些逐渐积累的内化内容则成了人类与世界认知互动的中介。
虽然本书讨论的内容同《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亦存在一定的重叠，如都探讨什么导致了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同时对此问题的回答也都强调人类合作性这一重要基础，然而，期间存在的细微差别却让本书成了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受制于类人猿同人类比较研究提供数据的有限性，所以显得很“狭隘”。例如，当时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把同类个体当作具有独特意图的他人进行理解，进而使得人类文化的出现成为可能。”现在看来，此类观点太过简单。类人猿似乎并不像我们先前认为的那样不能把其他个体当作具有意图的有机体来看待。然而，即便如此，它们仍不能发展出像人类一样的文化或认知。基于本书报告的一些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似乎在于，人类不仅可以把他人当作一个具有自身意图的个体，更能在共享意图参与的行为中同他人保持协调，这可以从合作性问题解决到复杂文化制度等一系列事物中体现出来。所以，相比把文化看作一个传递的过程，本书更着眼于把其看作一个社会协调的过程，我们认为，现代人类文化的产生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受益于人类早期合作狩猎等简单任务完成过程中所需要的相互协调这一演化动力。
本书主题特别要关注思维，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将不仅仅着眼于论述那些已在别处提及、连与人类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也不具有的共享意图这一内容，我们更要探究思维过程背后涉及的内容。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些思维过程的本质，尤其是把其同类人猿的相应过程区分开来，我们将重点论述思维过程中涉及的认知表征、推理、自我监控等成分。共享意图假设（sharedintentionality hypothesis）认为，上述三个成分（认知表征、推理、自我监控）在人类演化史上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的变革。从根本上说，这些变革都是对合作压力日渐提高的生活方式的适应；直接推动原因则是社会互动及组织形式这一宏观背景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人类在演化史上被迫两次去探寻合作性活动中人际协调、合作性沟通中不同意图状态协调的新方式，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的两次重要变革。
同其他书的写作一样，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人和机构的帮助，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尤其是中心主任同时也是杰出领导者的约翰·诺顿（JohnNorton）］在2012年春天给我提供了一学期的时间，让我得以集中精力完成这本书，同时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慷慨”的鲍勃·布兰顿（Bob Brandom），书中很多重要内容的写作都受益于他的启发和帮助。另外，我也要感谢给了我很多宝贵建议的匹兹堡大学心理学院的西莉亚·布劳内尔（CeliaBrownell）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安迪·诺曼（Andy Norman）。除此之外，当年夏天我参加了由吉姆·科南特（Jim Conant）和塞巴斯蒂安·罗德（SebastianR?dl）在柏林组织的SIAS夏季学院，并在其间报告了这本书的主题“第二人：比较研究的视角”，收获颇多。总的来说，因为有了上述机构和个人的帮助，这本书才得以更加完善。
在本书定稿的过程中，很多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这里我要感谢拉里·巴塞罗（LarryBarsalou）、马蒂亚·加洛蒂（Mattia Galloti）、亨里克·摩尔（Henrike Moll）、马科尔·施密特（Marco Schmidt），他们分别阅读了本书草稿的不同章节，并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反馈；理查德·摩尔（RichardMoore）和汉斯·拉克兹（Hannes Rakoczy）则在校对初期通读了整本书稿，在书的内容和设计呈现上提供了很多宝贵建议，此外，还要感谢来自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诺尔（ElizabethKnoll）和另外三名审阅者，他们在本书校审的最后阶段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最后，我尤其要谢谢我的妻子丽塔·斯维特洛瓦（RitaSvetlova），她在本书书稿写作的全程给了我很多细节性同时带有批判性的评价和建议，此外，很多想法因为和她讨论变得更加清晰；很多蹩脚的表达因为她的慧眼得以变得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