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心理学者和写作者的武志红，在早些年由于通过心理学的方式批判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而受到过不少的关注。其主要观点则在于，传统家庭当中父母关于孩子的对待、或者所谓“教育”方式，都是有着极大的问题的。很多的所谓的“为你好”其实都算是剥夺、压制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而基于传统的道德以及父母权威中对于孩子所要求的“听话”其实恰恰是对于一个人的心理、人格发展起到极为负面作用的。而孩子对于父母诸多伤害、压制做法所会正常产生的反抗，（诸如很自然的气愤、乃至憎恨的情感反应）则又有一个“孝道”的审判而无法正常表达。
这些观点对于曾经在原生家庭经历当中遭受过父母一些“错误对待”的孩子来讲，应该会是很有共鸣的。我本人在反思自己的很多心理问题的时候，追溯到问题产生的根源的时候，都能归咎到我父母给我的伤害（乃至“虐待”）的做法上。只是曾经那些“伤害”在传统观念当中这丝毫不成其为问题的，而我们社会当中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从来如此，便对吗？”武志红老师关于传统家庭中父母做法的批判无疑是对的。在“孝顺”的道德规训下，我们对于父母及其做法所会持有的负面情绪，会被这个道德语境归类为“禁忌”、“不应当”乃至“大逆不道”！
关于他的争议：
但是由于触碰了这个道德中的禁忌，以及武志红本人在文章中的某些倾向，也使其面临着某些争议。早些年不少批判的声音指责他在谈论原生家庭问题时戾气重，以及使得读者总在撕伤口、宣泄情绪，没能解决问题等。这种类型的批判大体上还是站在了传统道德（以及心理防御机制）的角度去谴责那些“压抑的负面情绪”的抱怨的情况。事实上，经历过童年创伤且被迫将其掩藏着多年的人，在真正面对自己问题的开始，都很难淡然视之。而很多负面情绪的流露其实正视问题的显现。那些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所给予的批判也只是某种下意识心理惯性所使然，而并未具有太多的价值。之所以我会这么看，则是因为了解到“几乎任何的心理问题都有我们童年经历当中的遭受方面的因素”，而那些常见的父母的做法在其中则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虽然父母多数也是无意识的）
当然除此之外我也看到过一些值得重视评论，知乎上一个相关问题下的回答里，一个高票答案说到武志红的问题有“过度阐释”、“论证简单化”、乃至“自恋”等倾向。这确实是武本人的一些问题了。这点他本身倒也不讳言。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看待现实，实际上存在有形以及无形的心理问题（或困惑）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实在不算少数。只是很多人一方面要么未能察觉认清，要么觉察出来了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它作为一个常态或命运罢了。所以武的坦诚倒也算是一种勇气。又或者说他钻研思考相关心理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对于自己困境找寻出路的努力。这一点上比学院派那些就着理论照本宣科的学者的文章，也许更能让人感觉可触摸、受启发一些。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钻研乃至从事心理学方面工作的人，存在一定程度心理问题的也着实不少。
另外一种声音是不够科学的，这里涉及的是心理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还是人文领域的区分。武志红本身是表达他对于人文的倾向的。是将研究依着实验、数据的方式进行展开。但是这种方式有着一个很明显的局限就是，它忽略了个体的情感体验。然而心理内容在很多时候还是离不开个人的情感体验的，这些情感体验是我们个人经历所遗留的产物。经历及社会文化给人在心理上的影响绝不会亚于生理层面的各种我在这里其实跟武志红的倾向也是一致的。
“巨婴”概念所指出以及所掩盖的事实
前面谈论了网络上关于他的批判评论的一些看法，这里说一些我个人的一点观察。就个人感受当中，他关于孝道的反对立场在其出版了《巨婴国》前后似乎悄悄地有着一些转变了。对于传统道德当中孝道的批判在口径上有着许多的调整。在他心乐土的关于《巨婴国》这本书的介绍视频当中。他谈论了一些事情。由于在自己的家庭当中，自己的父母受到爷爷奶奶的压迫，所以对于孝道及孝道作为一种道德所造成的不公格外抵触反感。但是也说到“孝”是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一种倾向，所以直接地批判攻击会使自己置身某种危险（也即他身处的诸多争议），所以现在得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批判。而这就是《巨婴国》的由来。谈及到“巨婴”这个概念的时候他讲到了冯小刚《1942》电影中的启发，那个肥头大耳去嫖娼的国民党官员让被卖了的地主家的女儿给他洗身子照顾的画面。这个画面一下使武志红脑子里闪现了“巨婴”这样一个形象，并由此说到这是中国人问题的一个根源，认为多数中国人都是巨婴，心理发展水平停留在1岁前。
“巨婴”这一个概念出来的时候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的。现在上网我们都时不时能够看到这个词的出现。就我个人观察而言，这个词其实更多还是被心理学界外围的部分时评作者们所使用，用以批判所谓“国民性”。而严肃的心理学家、咨询师的文章我倒是较少看到使用，而也有部分人指责武志红又犯了媒体人哗众取宠的老毛病。
年龄和身体成长了，而心理发展水平尚未相应成长，使得在心理上存在某种类似于婴儿状态的情况，这本身是存在的，也是普遍的。前几年也流行过另外一个词“宝宝”，也其实多少反映出我们心理的这部分状态。比如我们很多人发脾气时也会希望被人哄时候的感觉，就很直观地反应这部分与孩子一样的期待。而国外心理学家在谈及童年创伤留下的影响时，也都会有发现人们在某种应激状态下时做出的反应，那些不成熟、没有很好边界感的做法很像特定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反应一样。尤其是自恋性挫败时候的自恋性暴怒就是很合适的例子（Narcissistic rage and narcissistic injury）。我们也可以细心观察生活中某些人发脾气时候的特征，得不到渴望与期待的回应时候那种激烈不满的表现形式。以及除此之外，不少人在“强迫性重复”的做法当中无意识地找寻与激活年幼时相应创伤情境时那些使之感到无比创痛、无助的情况，这时当事人心理中的情绪反应，确实也都与曾经自己所是的孩童在某种层面是相像的。等等。这些其实都可以说明心理发展水平不够的“巨婴状态”本身是存在的。
前面讲到了“巨婴状态”的存在，那么“巨婴”概念有什么问题呢？武志红用“巨婴”这个词来描述一种现象与情况的时候，赋予了这种这种心理状态以及不成熟的表现以着一种负面的意味。诚然，那种表达过时未满足需求时极为不成熟得体的做法，确实使得这样的表现与心理状态容易让人不适。但是我们要清楚，这种状态会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当事人在年幼时候曾经遭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与情感忽略。某些关键需求不仅没有被理解与回应，这个缺憾着的体验上的记忆便驻扎在身体里面了。这些创伤通常意味着父母的失职，甚至父母直接的情感侵夺与利用。换言之，人们心理上之所以未能随着年龄自然成长，常常恰是因为父母在照顾孩子时，不会忽略了对孩子发展性需求的回应，甚至对于孩子正在萌芽的独立真实的自我予以侵夺、遏制。是这样的一些对待使得一个人在心理与人格上的发展停滞的，因为TA通常不被允许拥有TA独立于父母意志的真实自我。而被迫地要将诸多真实的需求压抑掩藏，配合父母的期待与要求（发展出一个“假自我”）来适应环境，以此长大。通常也即是我们从来不被允许依照着我们真实的需要和感受而活，被迫对环境与他人做着深度妥协时，才会产生在多年后表现为“心理问题”原因。
如此，我对于“巨婴”这个概念最大的看法就是，它在描述着一种状态时，同时将产生这个问题的背后的原因给掩盖、回避了。武志红在讲到他从原先的“直接批判孝道”转变为“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构孝道”时，是为了避免某些外界的批评直接指向他。换言之“精神分析”是保护他这么做的一个罩子、防护。我能理解一个人在身处争议时候所会感受到焦虑不安的心情。但是，我想说，恰是这种转变，反映出了武志红本人在理论研究和洞察上短板与硬伤。此话怎讲，精神分析在一些学者眼中其实恰是保护了父母的。诚然，心理问题与童年创伤的关联是弗洛伊德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弗洛伊德关于这个成人性侵孩子使之产生创伤与心理问题的发现，使得他在当时的受传统道德主宰的社会氛围当中受到了蛮大的孤立。然后他便转而提出了“虚假记忆”、“俄狄浦斯情结”等概念，将孩子本身受到性侵的事实，转而述为是他们本身是对父母有着性方面的需求，并且负罪而压抑自身，从而发展出神经症。而后来他发展出非常繁杂的理论体系去遮蔽了初始的那个格外重要而敏感的发现——童年创伤导致成年后的心理问题！
研究童年创伤的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关于精神分析主要批评就包括“精神分析太保护父母”了。西方文化的伦理中其实也是有“孝道”的，它存在于摩西十诫中的第四诫“应该孝顺父母”。（天主教中为第四戒，基督新教中则是第五诫“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而强调孩子对父母的忠诚与顺服的道德伦理要求是世界性，印度、伊斯兰文化当中都普遍存在。爱丽丝米勒的在广泛深入的童年研究（包括她个人经历），也发现了强调了孩子对父母顺从的“第四诫”其实恰是阻碍了病人从心理创伤中获得疗愈。因为它会包庇父母做法，淡化父母对孩子伤害性的做法，以及阻碍孩子去感受TA心中关于父母压抑着的那些强烈的负面情绪，如愤怒、憎恨，等等。而心理学上也已然有着共识关于负面情绪体验，体验及接受了比压抑否认着更有助于心理健康。
武志红的一些矛盾之处
前面谈到了那些我想读者也许会困惑，下面我慢慢说。
武志红由于在舆论场上受到的争议与质疑，忙不迭地搬出了精神分析作为自己立场的一个助力或盾牌。但是却由于某些原因，并未能够认清精神分析本身的局限之处。然后杂糅了精神分析中一些过时框架所写的文章，却让他本来可以突破的洞察变得有些四不像。这当中的某些现象也曾让我有些困惑。前几年我读到他关于心理科普的一些书还是很受启发的，他很多论断虽然确实不见得严谨、有时颇有简单化、以偏概全的毛病。但是许多的观点其实都还是有些许亮点的，对于问题原因的揭露指出上，也是触及到重要的点。（姑且不论结论本身）那些亮点本身说明他关于心理问题，上确实是有着自己的困惑并孜孜不倦地深入探索的体现。这种风格我想也许比处于学术范式内严谨但却教条地研究结论其实更有价值。因为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启发那些同样身处困惑、试图为自身困境与问题找寻出路的人。
他的这个立场口径上的转换，我思考了一下有几个原因。一来是由于他所处在的行业内精神分析的话语权依旧很大，使得从业者较少能够从突破其局限性方向的思路去提出自己深刻见解。这方面可能也还叠加了“西学东渐”的情况下，国内研究者对于西方学术范式的习惯性遵从，更多只能以理想化而非认清其局限性的批判态度上去展开分析。二来是武志红本身对于受到质疑、批判以及孤立这种处境本身缺乏一种直面的勇气，以及对于自己洞察的信心。这个情况使得他会面对争议时更加倾向于退缩，这里当然也叠加了他本人心理上的潜在问题产生的影响。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想也许在反对孝道上最开始是出于对爷爷奶奶用“孝”的道德压制自己的父母，以此给着谴责。幼年时武志红目睹着这种事情，心中一定是积郁着非常多的对于自己爷爷奶奶的怨愤，这些怨愤本身是正常也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后来一度被一些人形容为“一谈到原生家庭就充满戾气”应该就是彼时那些压抑情绪的延续。然而也由于武志红反对孝道的初衷首先主要是试图为遭受错误指责的父母洗刷罪名，故而这种“反对孝道”的立场里面本身也就包含着一定的“对于自己父母感受与需求的配合、回应与拯救”。而这种“为父母而出头的反孝道”里面所潜藏的一定程度上对于父母的情感及心理需求的回应，本身也正是为“尽孝”的一种过程与体现。而这也许也就是武志红的这个立场里面隐含的内在矛盾之处了。然而碰巧他所控诉与揭露的这些，恰又是确确实实是许多中国家庭里面潜藏的问题与矛盾，确确实实有着许多的孩子遭受着自己父母的在情感、自我方面的压制、侵夺。而成年之后的心理问题确确实实又是与这些早年的情感创伤经历相关。这些是他在早些年在互联网上心理学知识相对匮乏时候获得较为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当然也结合了部分他个人思考体会，以及媒体资源优势的缘故。
由于他一开始反孝道还并非主要是基于对自身问题的了悟、觉醒与突破之后归因的结果，而是对于他本人的父母的声援与尝试的拯救。换言之，突破及批判孝道本身得需要先从自身自小内化着的权威与父母的影响中觉醒与获得情感上的独立自主。而由于前面提到的他自己家庭背景及经历的特殊原因，从而其实也使得他在中国舆论场上空开明确地持以这样的立场的时候，自己的成熟程度是有限的。持有反孝道的立场对他并未是从自己命运中的重要权威（父母）的影响或挟制中充分觉醒后使然，而恰恰是带有着某些未化解的童年压抑情绪演绎（acting out）使然。这些童年经历遗留的东西虽然可以使其在“反对孝道”时自我加戏幻想着这是自己生命里的重要使命，但却不足以使得他后来在面对着诸多质疑，尤其是偏离了另一个他所依赖的权威（其行业及学术范式相关的权威）的时候，会是缺乏力量与勇气直面这一切。从而在压力之下开始有所妥协地转变口径，从原先尖锐地控诉原生家庭中父母不当做法，到转而揭露所谓“巨婴”。前面讲到“巨婴”状态本身也是早年受到严重情感剥夺以使得一个人在情感发展上出现停滞所呈现的状态，而武志红在“巨婴”这个词当中赋予的对于这样的状态以着一种负面态度，则反映出了他其实并非那么真正地站在受害者立场上去说话。有时候即使是看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心态当中我们得出来的描述还是会截然相反，而“巨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概念也则延续了那些缺乏耐心的父母对于不能理解的孩子的需求的厌烦心态。他自己能够承认他也是巨婴，但却却否认自己曾经遭受过父母的伤害，这种对于自己父母的理想化态度当中，也进一步反应他对于反孝道的意义的理解其实并未真正地透彻。
前面提到瑞士心理学家在后来坚定地指出传统道德中保护父母的立场阻碍了心理创伤的有效疗愈。在鲁迅近一百年前的《我们该如何做父亲》当中也已然说出“革命，要革到老子的身上去！”。而这种声音与立场则更是渐渐被年轻一代的人所接受，这几年上网，看到许多人分享自身困扰以及家庭当中的经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开始控诉着自己遭受的来自父母的伤害与虐待。这种相对不用受制于传统道德压力地直接讲述自己真实遭遇的倾诉，其实就比囿于道德要求而将真实感受埋藏的情况要更加有利于健康。不知道武志红看到网络上越来越多符合他最初判断的声音和例子会怎么想？
另外还是想要再补充说一下，“孝顺”的状态其实又不单单是对父母的。封建皇权时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就暗示了在人一处顺从，在别处也会习惯性服从。这种在生命一开始基于规训要求所产生的顺从的心理姿态，会延续和泛化到与其它客体的关系当中，如其它权威，流行观念，错误过时的教条等。所以这种孝顺本身就是放弃了自身独立的思考能力、真实感受与立场而不假思索的顺从状态，也即牺牲了自己真实生命活力的状态。而反对这种要求人服从而牺牲了自己真实生命活力的状态，并鼓励人依照着自己真实的自我而生活，做选择，这便是反对孝道最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