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更加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数补充甚至取代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核算框架源自20世纪大萧条和世界战争期间的需要，当时，各国政府第一次有了掌握总体经济生产能力的需求。一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中国于1985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并于1993年将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GDP这个指标对于中国与国际接轨、激发各种社会力量投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也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逻辑过程。从世界范围的实践来看，这个指标的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GDP用市场价格来评价物品与劳务，没有把几乎所有在市场之外进行的活动的价值包括进来，特别是漏掉了在家庭中生产的物品与劳务的价值。简单地说，许多家务劳动本质上很有价值，是一家人幸福与否的直接体现，但并没有列入GDP，主要是不好衡量和统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假如家务劳动的价值得到承认，可以免掉多少夫妻间的口角，彼此再也不用因谁为家庭做贡献的多少而产生矛盾了，进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比社会增加了多少GDP更有价值。
二是GDP不能体现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没有包括环境质量。设想政府废除了所有环境管制，那么企业就可以不考虑他们所引起的污染而生产物品与劳务。在这种情况下，GDP会增加，但福利很可能会下降。空气和水质量的恶化要大于更多生产所带来的福利利益。
三是GDP也没有涉及收入与分配。人均GDP告诉我们平均每个人的情况，但平均量的背后是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许多平均数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假如经济建设的绝大多数成果被少数形形色色的寡头和利益集团所垄断，也许平均数越大，这种不公平越严重，人民的获得感就越低，不满程度也就会越强烈。
四是GDP概念源于交换产生财富的原理，其基本条件是：一是交换必须自愿，二是交换必须不妨碍第三人，三是交换必须在两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之间真正发生。假定不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所得出的GDP的数据就会有瑕疵。如强制交易的GDP、妨碍他人的GDP、出口创造的GDP、投资产生的GDP 、消费带来的GDP等等都会影响GDP的总有效积累。
说起强制交换，比如房子是用来住的，属于居民的刚性需求，不得不购买或租用。如果社会上炒房盛行，那么普通人不论是买还是租，就属于强迫交换，其所产生的GDP就是虚假的。再比如，到处可见的“拉链式”马路，只要有施工，就会产生GDP，但它对于人民生活的便利性没有好处，只是少数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法得利。这类的GDP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2010年2月14日，日本政府发布的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1月公布的58786亿美元少4044亿美元，中国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在同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邻国经济的大发展是很值得欢迎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借助于近邻的经济发展，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过上现在这样富裕的生活。”
从上述几位日本政界要人的话语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GDP的数字不重要，人民生活是否幸福才重要。我们应该坚决摒弃单纯以经济指数增长的高速度，而是要以经济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理念来取代，更加关注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现在的经济学仍然没有诞生以“有限”为前提的经济活动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哪个企业经营者都在追求“增收增利”，无论哪个国家都在追求“GDP增长”。实际上，“国民幸福指数（GNH）”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从GDP到GNH”才是方向。
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数，应该具备三个起码特征：一是数据真实可靠，作假的难度太大，甚至几乎不可能。比如，用食盐量来衡量人口数据，就比人口统计更为真实可靠。二是能够反映家庭和个人生活水平的真实状况，比如，反映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就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家庭、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三是能够反映生态环境变化的真实状况。四是能够反映技术创新和教育水平的状况。
关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指标，笔者所参加的一个研究团队，正在研究一套能源综合指数，它是由能源消费指数（居民消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其它）、能源效率指数（单位能耗，技术水平）、人均能源消费指数（总人口，人力资本）、能源结构指数（传统能源，清洁能源，排放水平）和生态环境指数（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其它）所构成，可以真实综合地反映出一个城市或地区以能源为显示器的综合社会发展状况。
这里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设置，来最大限度地避免经济“注水”。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是南强北弱，自唐朝以来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但是，实际生活中总有人要弄虚作假，前几年北方几个省区的GDP数据大幅下调，有人调侃说这是因为纸里实在包不住火了。2019年，各省陆续公布了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共有14个省份下调了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一些省份的下调幅度之大，显然已经不能用“疏漏”来解释了。山东省下调近万亿元（相当于差出一个郑州市），作为经济第三大省，一下子与广东和江苏拉开了距离。天津市下调近30%（相当于差出一个南昌市），映证了两年前滨海新区曝出的数据注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集体脱下穿了多年的众人看不见、自己也不信的“皇帝的新衣”，终于完成了卸装仪式。西北五省区里，只有新疆幸免；华北五省市里，只有北京幸免；东北三省加上河南，只有河南幸免。而在南方，只有广西小幅小调，湖南微调。再看世界500强企业，北方的17个城市所属的19个企业，如果不从事能源行业，一半的选择没了；如果不从事传统行业，几乎没有选择了。这样的状况，就看不到有任何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局面。过去说，吹牛可以不上税；现在看来，吹牛不仅要上税，吹得太过分会死人的。
不论采取什么指标体系，人民的真实生活感受是最核心的衡量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数就是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猛于虎，只要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钱不值钱，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就打了水漂，其生活水平和质量必然下降。因此，将遏止通货膨胀、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政府施政的先决条件，是一切文明社会的本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