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类型的影响精神状态的瘾品都从医疗用品摇身变成大众消耗品，植物的、生物碱的、半合成的、合成的，无一例外。多年来，为此担忧的医生们发表了大量的劝诫著述，却都是为“傻瓜笨蛋”而写。欠揍的傻瓜自然就是求诊的病人们，他们会超负荷地吸烟或饮酒，喝茶时放糖过多，喝太多咖啡，胡乱吃药，滥用那些本来适时适量服用效用极佳的药品。这些傻瓜如果不理会医生们的告诫，有些医生还会亲自动手。受后世推崇的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 Osler）是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化医学的倡导者。他为人看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劝病人在抽烟、喝酒、运动、饮食方面多注意。有一次他一不做二不休，把不准病人吃的糖果撒在那个病人的床上以示警告。
医生们也经常彼此警告某些药物会有多强的效用，禁忌症状是什么，有哪些副作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医生们也相互提供安全小秘诀：不要告诉病人开给他的是什么药，不要把注射针筒放在病人床旁。这一类的意见常常发表在期刊的文章上或教科书里，也在不太正式的场合——会诊中、医院巡房时、讲堂上交流，连私人信函中也会提及。一位达拉斯市的医生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提醒同行：“顺便提一下，我最近几个月看过并且治疗了一个吃眠尔通（Milltown）上瘾的病人，很多人以为这种安眠药是没害处的，吃多了也没关系，于是竟拿它当花生米来吃。”
这样的抱怨很多，而且反复出现，可见医学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冲突。以往，医生得知某种刺激精神的药物已有引起中毒、被转作他用或是上瘾的事例，几乎都不会因此就将此药弃之不用。身为医生的斯蒂芬·泰伯（StephenTabor）就曾说，假如要他与同业放弃所有曾因人们滥用而引起不良后果的药物，结果会是无药可用。不过，医生们对于可能被滥用的药物终究变得比以前谨慎多了，即便这样保守的态度往往需要几年的磨炼才会出现。有时候还得靠政府强迫，如日本和瑞典的安非他明的经历，医生们才会有实际行动。
医学发展步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利益上有冲突。自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行医的时候起，医生们就知道，他们能为大多数病人做的只是预测病症后来会有什么结果，然后就顺其自然了。但病人和病人家属却期望医生把病治好，起码要把症状减轻。医生如果能达到这种期望，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丰收；否则就会流失上门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给予快感的、能减轻疼痛的、能消除忧郁的、能恢复精力的、能帮助入眠的药物都是上选。但是，应该如何权衡这些药物被滥用的可能，以及人道与财务考虑上的利害均衡点？该由谁来负责权衡，又该以什么信息为权衡的标准？
后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19世纪80年代，有职业道德的制药商（作为广告对象的只限于医生和药剂师，不包括一般大众）开始改变营销态度。他们不再跟着医疗模式的变迁而行动，而要以主动出击的手段来左右医生对新药品的需求。手段之一是：找来有利新药营销的论述加以大量重印。派德药厂曾于1892年印制了《新药药理学》（The Pharmacology of the Newer Materia Medica），以240页的篇幅评论古柯叶与可卡因——后者是该药厂当时的首要产品，其中只有3页讲到可卡因的一些已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害处。历史学者约瑟夫·斯皮兰（JosephSpillane）不客气地说，如此不成比例“显而易见是主编者对于负面效果持有偏见”。100多年来，医生们一直受到药厂对他们发出的疲劳轰炸，这种听来颇有科学根据的宣传会夸大药品的优点，却把可能有的害处压到最低。每次有主张保守用药的意见出现，都是逆着广告风潮走。最近的广告潮流变得更强势了，制药公司不再摆出只与医学界专家打交道的姿态，开始宣传凭处方供应药物的品牌。“百忧解”（Prozac）的信息广告都在午夜和周末播放，正是沮丧忧郁的人常在看电视的时间。看过广告的人会要求医生给他开广告上的药品，如果医生拒绝，他会去找别的医生开。
药剂业的历史中也同样有这种营收损失与行业自律的冲突。100年前的职业道德重大课题是：药剂师售药是否应当“一视同仁”——卖给那些吸毒成瘾、花大把钱买药却会害了他自己和家人的顾客。一位激进的纽约药剂师的回答是，建议正派的药局挂出显眼的告示：“贪婪作恶的药剂师会卖吗啡或可卡因给你，本局不售。”但是做起来不像说的那么容易。另有一位著名的纽约药剂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直截了当谴责卖麻醉瘾品给毒瘾者的行为。某日，助手却看见这位仁兄把一些鸦片卖给一个明显是吸毒成瘾的人。遭到言行不一的质问时，他竟辩称这位买主是唯一的例外，他已经供给此人鸦片25年了，“如果现在拒绝卖给他，等于把一位老顾客赶到别家药铺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药物管制的难处。只想赚钱的药剂师、帮病人开上瘾药物处方的医生、不负责任的制药商，都是药物管制规定上的漏洞。药物只供应正当医疗用途是20世纪中逐渐形成的国际药物政策主旨。各国的药物管理法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例如毒瘾者治疗期间的维持剂量多寡，但基本处理方式都一样：盯住药物从制造者到服用者手上的层层关卡，办法包括规定业者配额、凭执照制造配售、凭医生处方购买、以三联单保留买卖记录等等。越是危险性高的药物，规定越严格，这个理念可以从法规和国际条约上附载的不同“方案”、管制药物目录等看出来。这样“掐紧出入口”的用意在于减少合法制造的药物总量与偏离正当用途的可能性，同时也维持医生处方与研究用途的足够流量。
这套管制系统由何而来，香烟等为何得以豁免于此，后文将有详述。药物管制上最明显可见的难题就是强效的合成药物种类越来越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管制的药物大致只有三类：鸦片类、古柯类、大麻类。设计管制办法的人想象不到会有上百种新的合成药物出现，他们也想不到某些新型合成药物——例如羟戊甲吗啡（etorphine）的强度会是吗啡的1000多倍。他们更没料到，新的合成药物溜出医疗规范之后会有数以百万计的非医疗使用者出现。
多位人士看出了这种情形与核武器发展的相同之处。心理学家韦恩·埃文斯（WayneEvans）曾在1971年指出，药物研发者面对的道德上的两难，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美国军方于1942年展开的原子弹研制计划）的那些物理学家们遭遇的相同。新型的合成药物与核能一样，同时具有造福与作恶的强大潜能。救人命、打垮侵略者，是研发新药与核武器有力的正当理由。万一有人将新发现用到不正当的方面又该如何呢？既杰出又兼具争议性的美国学者内森·克兰（NathanKline）——在精神药理学界的地位如同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美国的“氢弹之父”）——的说法简单扼要。他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在如何造出影响行为与情绪状态的新药。制造并不怎么难，难的是“确认该由谁来决定药应当什么时候用、给谁用、由谁来提供”。
身份地位具有影响力的人不肯服从传统权威，使药物管制的难题更加复杂。第2章提过的“以恶癖营生”的人士之一利里，为了捍卫迷幻剂体验运动，舍弃了大有可为的学术生涯（他说“LSD比哈佛重要”），甚至放弃自由，过了几年牢狱生活。他到瑞士寻求政治庇护，遇见了当初在1943年发现LSD的艾伯特·霍夫曼（AlbertHoffmann）。1971年9月的某一天，LSD之父霍夫曼与LSD的头号倡导者利里在共享鱼与白葡萄酒的一餐时讨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曾经希望LSD有益精神病医疗的霍夫曼，态度由衷而坦白，他认为LSD对年轻人特别不宜，利里却引诱年轻人来服食，太不像话。霍夫曼说，利里应该避免大肆宣扬，只在学术的环境背景中默默从事科学性的探索。
利里具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可或缺的三项特质：不屑于谨慎、不在乎造成伤害、精于颠倒是非的狡辩。他反驳霍夫曼说，那些因他唆使开始吸食迷幻剂、跟上迷幻潮流、辍学的10来岁的美国年轻人，会成熟得相当早。他们懂得这么多，有这么多人生经验，水平和欧洲的成年人差不多了！至于大肆宣扬，乃是他达成重要历史任务所必需的。利里认为，传播LSD这大好消息的正面效果太大了，任何伤害损失——不论多么值得遗憾——都只是一点儿小小的代价。霍夫曼虽然相信利里心中怀有理想，却觉得这理想是有严重误导性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错误不当的使用，导致LSD成为给我惹麻烦的孩子。”
利里摄于1967年，背景为其在纽约州米尔布鲁克（Millbrook）的迷幻总部。这位LSD的提倡者有300次迷幻之旅的经验。据说他向访问者怨称：“我在LSD运动中已经算过时了。披头士取代了我的地位。他们那张新专辑完全是在颂扬LSD！”
医学界的论述素有正当使用与滥用的二分法，遇上麻醉瘾品与其他极易上瘾的药物，区别尤其分明。利里反对这样二分，贝叶罗却断然说：“对于可能上瘾的药剂只有在确切病变状况下使用，才是医学上理由正当的，而且此种使用必然要有严格而有效的管制。除此之外，此类药剂的其他使用均应视为滥用。”人类学家也许会质疑，为抵抗地区性疾病而服鸦片的自我医疗习俗，不是在“严格”而“有效”的管制下实行，算不算是滥用？尽管诸如此类的古老习俗的确存在，自从精神刺激革命之始，就有了医疗使用与消遣使用的区分。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印度教的文化中，都一直有这样的区分；这种区分强化到成为国际管理制度的中心道德标准。凡是溜到医疗系统掌控之外的药物——不分天然的或合成的，都引起关注与要求管制的呼声——连魔法师的学徒也明白兹事体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