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宪章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大体已经形成，这可以通过中西间性、古今间性、内外间性、上下间性和左右间性等略窥一斑。每一间性都是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更有新知识在间性中浴火重生。此“五大间性”也可以简化为五种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织就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之有机整体，凝聚为知识体系内部的张力和驱动力，助推我国文论在自我更新、不断完善中渐次生长。
0、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关于伤痕文学的评论，还是文艺学方法论大讨论，文学理论密切联系文学现实，曾经引领一时学术风气。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不仅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和方法探索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80年代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初试锋芒的年代，同时也是首开四十年文学理论先河的时期，确立了此后的学术立场和延展方向。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观念更新、研究方法、论域广度、学术视野、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百家争鸣的态势稳定持续。
知识体系一旦被建构起来，就有可能成为某种传统而被因袭，影响甚或规定着未来的知识再生产；未来的新知识也只能基于现有知识体系，在现有知识体系的母胎中孕育而生。适时回望和探讨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将有益于该论域的守正与开新；只有让其存在样态或其内部结构显露出来，我们才可能自觉地、及时地做出必要调整。
首先需要明确“知识体系”的概念。它不是指零散的、个别的、孤立的、具体的知识点和知识域，也不是杂多知识的汇集、堆砌或存储，而是各种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正是这种有机联系使不同的知识凝聚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建构出相对稳定的知识生产模式。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外国文论、基础理论等几大板块的拼盘，而是包括但又不限于这些板块的各种知识之间的互文关系。正是各种知识点、知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互文，建构了知识体系的内部间性，各种知识由此而被激活，进而凝聚成为相对稳定的结构整体，即所谓“知识体系”。
鉴于此，我们对知识体系的考察就不能囿于具体知识本身，而是要考察各种类、各论域知识的“间性”关系。间性是充满矛盾的二元对立，更是使新知识浴火重生的辩证统一。这种间性关系使我们的文学理论充满了张力和内驱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史，我们可以归纳出中西间性、古今间性、内外间性、上下间性和左右间性五个方面。
1、中西间性
早在一百余年前，王国维就曾提出“学无中西”的思想[1]。今天看来，这一问题之被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表征。西学催生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借助了西学的理论与方法。王国维针对中学、西学孰高孰低的价值判断，认为不可否认二者的互文和互鉴。互文、互鉴是王国维本人一直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术理念。参考罗钢近年的研究可知，王国维诗学方法的真谛在于借鉴西方理论以研究中国问题，包括“意境说”在内的著名理论，主要也是从西学而来[2]。王国维之后的现代学术史也清楚地表明，无论专治中学还是西学，不以对方为参照便很难有现代意义上的突破，最多只能是某一传统论域的自然延展。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中西关系问题不得不被考虑。人们大量译介西方理论，从方法论讨论开始，此后兴起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后现代、叙事学、修辞学以及实践美学、形式美学和生态美学等，无不源自西方或受到西学影响。西学思潮在某些方面几乎淹没了中国文论的话语表述，或者说成了“文学理论”的代名词，以至于有学者惊呼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3]。奇怪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也在火热进行，“传承国学”“复兴儒学”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西学潮流并没有弱化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有意思的现象出现在世纪之交：本来专治中学或专治西学的一些学者，开始眺望对方的知识域，研究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学者希望了解西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西方文学与文论的学者希望使用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材料与资源。这并不是简单的“比较研究”，那属于另外一个学科（比较文学），而是在原驻地不变的前提下遥望彼岸的世界，希望从对方处获取创新的资源、灵感和方法。于是，“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这一早在改革开放伊始便被重新热议的话题，四十多年来一直被重述，被不断翻新、讨论；洋务运动时期延续下来的“体用”之争也不时泛起，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更是引发过轩然大波[4]。
这类讨论、争论无论成效如何，其过程本身足以显示出，在中西学术或学术方法的碰撞中，中国学人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焦虑感。以笔者之见，中学和西学的互鉴往往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同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往往有很大差异，并没有固定的“体用”模式，何况“体用”本身也不能概括中西互文、互鉴的全部。洋务派的“体用”概念主要定位在了“政体”与“实用”，就学术研究而言，中西关系要宽泛、复杂得多，“体用”概念并不适合直接挪用到学术研究中。如果一定要找到二者关系的普遍性和规律性，那就是中学和西学在当下中国已经难以绝对两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知正在成长，孤立的、纯粹的中学或西学研究很难产生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更不可能达到王国维那样足以影响学术史的水平，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建构之学科尤其如此[5]。
王国维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证明，即便中西方学者研究同样的问题，如文学与社会、文学与语言等等，西方学者可以无视中学，中国学者却不能无视西学，道理如前所述：中西互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催化剂，但其在西方学术史上并没有发挥类似的巨大作用，中学和西学的互文和互鉴并不是对等的。
2、古今间性
古今间性与中西间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属于中国学术史现代转型必然遭遇之境况，王国维的“学无中西”与“学无古今”的观点也是同时并提的。道理很简单：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既是中西互文、互鉴的时代，也是古今交替的时代；前者贯穿后者全过程，属于后者的催化剂，后者则以其现代性的效果回应前者。
当然，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旅途，特别是在社会心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距离彻底的现代性还有相当长的路程。疾风暴雨式的古今交替是可见的、短暂的，而不可见的、深层次的古今交替则是漫长的、渐进的。就此而言，王国维时代所面临的古今关系问题并未失效。例如，面对传统，侧重维护还是侧重革新；面对现实，侧重宣示其存在的合理性还是侧重批判其存在的谬误，诸如此类的两种声音，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同时并存，两者的调门也一直都非常高昂。199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可看作对“失语症”病患开药方的尝试之举。此后，“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则成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少学者对此展开过专题研究[6]。尽管此类讨论大多无疾而终，但是，讨论本身的意义不能被全盘否定。
需要确认的是，古今关系是人文学术不可回避的问题，并非为中国文论所独有，这与人文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属性密切相关。如果说自然科学史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的道路上留下的一串脚印，属于过去而不属于现在，那么，人文精神的历史则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仍然影响着现在，人文精神遗产总是以其现代价值在人类记忆中永存。就此而言，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学的“现在时”，或者说其历史和现在是一个整体，文学史总是以现在时的方式存活着。如果说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一种阶梯式发展，那么，人文精神的生成和发展则更像人的自然生成：人从开始就是一个整体，他不是先长下肢再长上身、最后长脑袋，而是“横空出世”，成年人的“现在”早在母胎中就已经“完形”了，他的问世和后来的成长源自生命细胞的“整体膨化”。因此，人文精神的历史回顾和学术研究并不像自然科学史那样，而是一种厚重的、整体的文化反省。在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现在之“古今纠结”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就中国的特殊性而言，古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超稳定结构”，王朝的更替并没有改变社会的性质。只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断崖式、颠覆性的，决定了古今关系在我们的语境中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学术史属于“后浪推前浪”的历史，新理论、新方法总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位置；中国学术史则属于超稳定的“深挖洞”的历史，“道”“礼乐”“天人合一”“形神兼备”等古代早已出现的理论、概念，至今仍被持续地解读着、研究着、讨论着。于是，中国现代学人一方面饱含对现代性的急切向往，一方面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情结；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不可能是西方的翻版，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又难免要与过往做些了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古今间性”中艰难前行的。重写文学史，新编（重编）各种理论批评史、关键词，梳理基本概念，整理历史文献，反思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等，都是学界在古今关系方面的积极探索。就像“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本来是西方世界的现象和理论，20世纪90年代被移植到我国之后披上了历史的外衣，出现了诸如《印象·刘三姐》《宋城千古情》《大宋·东京梦华》《六祖大典》等实景演出。如果说这些是“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那么，我们的理论（特别是下述“文化研究”理论）对这类现象的学理阐释似乎深度不够。
3、内外间性
“内外间性”指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间性关系。这一命题源自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7]。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一划分并不科学，但就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及其关系，毫无疑问是贯穿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
单就接受语境而言，《文学理论》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在于极其精准地刺痛了我们的理论神经：被韦勒克们打入冷宫的“文学的外部研究”，诸如社会历史方法、思想史方法等，是我们最熟悉、最常用的；相反，韦勒克们倍加推崇的“文学的内部研究”，诸如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文学的叙事和修辞之类，对于我们而言却相对陌生，或者说，因被他们赋予了全新意义而显得陌生。更重要的是，韦勒克们在文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这一价值观，恰恰应和了我国文学理论寻求文学本体、追问审美属性的强烈愿望，而这一愿望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理论摆脱庸俗社会学困扰的强劲动力。
新时期文学理论试图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使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理论回归到学术本身，在此方面应当首推朱光潜对于既往问题的质疑。其论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8]篇幅不长却振聋发聩。论文的主旨是反对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划等号，实质在于呼唤将文学与政治松绑，从而为彻底摒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凸显文学的审美属性清除障碍。此文发表在改革开放伊始，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见，所谓文学之“内部研究”，是与文学的独立性、自主性、审美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不能将它们划等号）；同理，韦勒克们对于文学之外部研究的贬斥，客观上助推了我国文学理论尽快挣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尽管不能将外部研究与庸俗社会学划等号）。
几乎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也在中国学界悄然兴起，20世纪90年代影响到文学理论，金元浦、陶东风等学者相继发表见解，相关成果和会议铺天盖地、气势如虹，引领一时学术风向。文化研究的兴起被誉为文学理论的“扩容”，但这实际上很难自圆其说：文学理论刚刚摆脱庸俗社会学的缠绕，还没来得及充实和完善自身，何来“扩容”之必要？后来的实践证明，“扩容”说只是文化研究游离文学的口实，从此，“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开始泛滥。至于将文化研究誉为“跨学科”，更是一种自诩和自娱：“跨学科”概念本源于自然科学，本义是在不同学科之间发现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只有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才能被发现。文化研究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筐”，根本无视学科的存在，谈何“跨”？文化研究既不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也不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因为“文学”在这里已经难觅踪影。当然，它的兴盛也不是偶然的，就其合法性而言，西方学者鼓吹的“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是其主要理由[9]。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译介了大量西方论著，尽管距离文学甚远，但也为文学理论开阔了眼界，增添了域外参照。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将西方理论植入中国大地，没有在内外间性中生发出对本土文化具有阐释力的新理论，就像前述对于大众文化移植到我国之后的历史化现象未有深度学理阐释一样。
与文学外部研究和文化研究相反，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文学叙事学、文学修辞学、文学文体学、文学符号学和形式理论等，所循的则是不同的路径——通过文学的语言形式阐发文学的意义。当然，考虑到我国的“文以载道”传统，文学外部研究无疑会继续引领文学理论之主流话语。无论怎样，文学之内部和外部研究，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里逐渐形成的两种模式（此前是庸俗社会学模式一统天下），不会在短时间内合二为一，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合二为一。内部与外部作为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只可能在对立的统一中寻求某种协调或平衡，在互文、互鉴中完善和发展自身，进而生出新知。
4、上下间性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深刻影响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于是，以康德、黑格尔式的形而上模式鸟瞰文学的世界成为惯常。“美学热”极大地改变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路径：此前，文学理论侧重形而下，即由文学经验出发提炼、概括文学的普遍性，我国古代文论尤其如此；此后，文学理论侧重形而上，依托抽象概念展开逻辑推演。学者无论专攻美学还是文学理论，都逐渐习惯于哲学美学的理论抽象。源自哲学美学的思辨理性和逻辑推演，取代了我国传统文论注重经验现象的表达方式，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就西方文学理论史而言，在19世纪下半叶文艺心理学开始萌生之际，曾经出现过由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转折。当时，实验美学的奠基人费希纳激烈地抨击康德以来的美学忽视审美经验研究、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思辨推理上的“自上而下”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从最一般的概念下降到具体的特例，是一种悬空式的思辨研究。费希纳要求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代替旧的研究模式，即用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方法，代替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演绎方法。费希纳第一次将实验方法应用到对美与艺术的研究，开启了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新时代[10]。朱光潜所创建的现代中国文艺心理学，秉承的就是费希纳的这一理念，即将文艺经验而非“玄学”概念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11]。由此看来，形而上和形而下属于审美和文艺研究的两种路数，二者在学术研究中并行不悖，在学术史上的交替出现也不足为奇。
奇怪的是，形而上路径在我国盛行四十年来并没有大的突破。此类理论基本上属于西方的“舶来品”，或仅限于业内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经常与文学现象距离甚远，所以被贬斥为“空对空”的理论。退而言之，如果说此类理论确实“上去了”，那么它为什么“下不来”呢？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哲思为什么具有永久魅力？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不反思学术方法的民族性，不能不承认中国学人更善于归纳而不是演绎，中国学术传统更注重经验现象而不是抽象玄理。总之，经验方法是我们的学术传统，是最具民族性的方法论优势。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但是不能邯郸学步，更不能数典忘祖[12]。
这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西方哲学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针对的是西学的弱点，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学术史，道理很简单：有碍于中国学术的绝非逻各斯，甚或恰恰相反，强化逻各斯的力量反而是经验方法所需要的[13]。换言之，中国文学理论确实需要从西方哲学、美学中获取思辨的力量，包括逻各斯的力量，但是，面对这些“舶来品”，我们需要彻底消化以“强身健体”，如此而已。当然，“强身健体”的目的是为了有勇气、有办法、有成效地直面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拿来主义。反之，将西方理论快递过来直接使用，或者将其视为西天神圣而膜拜之，反复阐释而自得其乐，就不是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而是今天的“快递主义”了。
总之，我们应当明确，善于形而下是中国学术的民族特点。明确这一点，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更不是倡导一意孤行，而是为了分析这一民族特点的优势和局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研习形而上以补不足，从而使我们的传统优势最大化，使劣势得到遏制而被最小化，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间性关系中游刃有余。
5、左右间性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新时期以来，人们习惯用“左”和“右”分别指称“激进”和“保守”两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但不能将之和文学理论家所研究的对象划等号。例如，无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是研究中外文论史或文学基础理论，都与思想政治倾向方面的“左”或“右”不能等同，我们不能依据“研究什么”和“说什么”进行思想政治倾向方面的价值判断。
“左右间性”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理论的意义，主要并非在学人品行的道德判断领域，更多、更广的意义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2010年前后关于“实践存在论”的讨论，就非常值得回味：先是董学文教授及其弟子们激烈地批评朱立元教授倡导的“实践存在论”，认为其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了畸形拼凑，悖离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是朱立元教授及其弟子们毫不示弱地回击，从“实践”概念、实践论与存在论的关系等方面力辩清白[14]。尽管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主要为董、朱两位教授及其各自的门生，但其意义颇具典型性，特别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等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值得反思的还有一个近乎常识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实践证明它是真理。这其中的因果逻辑不可以颠倒。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更不能是供人贴金的对象。就建构我国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而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文学真理、接近文学真理，其中的因果逻辑同样不可以颠倒；重要的在于理论探索本身（例如实践存在论）是否更接近真理，而不在于它“姓什么”，或出身于哪个家族。
“左右间性”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理论的意义，更在于我们的理论对鲜活的文学现象能够产生何种影响。有些作家自称从不顾及他人对其创作的评价，这显然是故作姿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理论对于文学现象的阐释力、影响力能有几何？例如，2005年之后关于文学与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15]，无论从引发这次讨论的动机（通编教材的话语权），还是从这次讨论的主题本身，都是不值一哂的，尽管其规模和影响远大于“实践存在论”的讨论。就讨论的主题而言，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虽然不是一个伪命题，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当下“文学人”所最关心的问题了；当下的作家、读者等“文学人”最关心的是“好作品”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能以好作品为中心，将好作品的创作、阅读和传播作为研究的主题和重心，那么，对于我国文学现象的阐释力和影响力就会大大加强，所谓“左右”问题，也就可能迎刃而解。
就此而言，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中的“或左或右”争论（当然，参与者并不自谓“或左或右”），都存在脱离文学现实、脱离文学期待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演变为圈内人士的相互攻讦。所谓“脱离文学现实”，意味着“或左或右”的争论与文学现实无关；所谓“脱离文学期待”，意味着文学理论游离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无论哪种“脱离”，归结到一点是弱化而非强化了文学本身，从而使文学理论演变为一般思想史或政治学意义上的高头讲章。如是，则文学理论对于当下文学现象也就失去了阐释力和影响力；反之，将文学理论恰当地定位于文学本身，则可以超越“或左或右”的纠缠；即便涉及到“左”“右”间隙，也是以文学事实说话，而不是在批评某一偏向时仅用政治标签作为杀手锏。
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左右”之争，一方面延续了“五四”革命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新时期的新特点。其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广大文学受众对于好作品的热切期待，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明确意识到，这种期待的迫切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如果能够以此统领“左右”之争，或可重新规范文学理论知识再生产的大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左右”之争的终结。它并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我们不能将“左右”之争视为文学理论的不幸，恰恰相反，作为文学理论的内在间性，如果始终紧扣文学本体，将有益于提升知识再生产的能力和质量。
6、结 语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大间性”绝非完美概括，更不是四十年文学理论的完整描述，只能是为回望过去提供一种视角，并且难免带有笔者本人的倾向与偏好，不可能做到“纯客观”。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另外的视角、另外的立场讨论此类问题。就本研究的视角和立场而言，“五大间性”只是揭示了该时段我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背后的某种机制。由于“五大间性”本身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共同编织了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这种概括当然是基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史，实则也是文学理论的五种张力和内驱力。以笔者之见，正是这些张力和内驱力，使我国文学理论在过往的四十年里能够自我更新、不断完善并逐渐生长。
明确“五大间性”的意义主要在于唤醒文学理论的自觉，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学理论所处的多维语境。由于“五大间性”是一种网状结构，所以，任何有意义的命题都应当契合其中某些节点。网状结构中这些节点连接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将其孤立起来讨论是不可能的，也不足为训。明确“五大间性”的意义还在于彰显它的生命力，意味着这一间性结构既然经过了四十年的历史而逐渐生成，那么，它也就不会很快改变，可能要延续相当长时段，直至我们的文学理论真正走向自觉、自由和成熟。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6页。）王国维曰：“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6页。）
[2]罗钢：《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被发明的传统”——〈人间词话〉是如何成为国学经典的》，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3]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又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4]李泽厚认为，“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各有片面性，“只有去掉两者各自的片面性，真理才能显露，这也就是‘西体中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5]我在应邀为教育部撰写的“学科导学”条目中已经涉及这一问题，即认为王国维之“学无古今中西”的观点，对于文艺学这一学科再适合不过了，因为文艺学的核心是建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学术资源和论域范围等方面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详见赵宪章《中国语言文学导学·文艺学》，载《中国研究生》2013年第8期）。
[6]参见顾祖钊、郭淑云《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兼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7]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翻译介绍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名著之一，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名著之一。该书的主体是第三部分“文学的外部研究”和第四部分“文学的内部研究”，约占全书五分之四篇幅。
[8]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9]乔纳森·卡勒等西方学者常用“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描述文学理论的现代趋向，其易被作为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理论的口实和理由。我国学者亦然，如《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发表了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2009年第2期发表了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两篇论文的观点与西方学者类似，均认为从以前的“文学理论”到当下广义的“理论”乃大势所趋。
[10]参见拙著《文艺学方法通论》第四篇第一章“文艺心理学方法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2]关于“经验方法”（或称“文艺学经验方法”），可参见拙著《文艺学方法通论》。
[13]我国学界不少人将“逻各斯”等同于中国哲学中的“道”，但我们需要像西方哲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那样解构道吗？道像逻各斯有碍于西学那样有碍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吗？这显然是卯榫不合的中西对译。依笔者之见，我们应从思维方式或学术方法的角度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德里达解构逻各斯的理由在于“表音文字”使意义延缓出场，这更是指鹿为马式的谬说：声音是语言的第一物性载体，因此，相对表意文字而言，表音文字与意义同步，表意文字反而有可能使意义延缓出场。可见，即便在西学语境中，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命题在逻辑上也不是天衣无缝的。
[14]依次参见董学文、陈诚《“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载《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立元、栗永清《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载《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另见张瑜《马克思存在论的出场——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理论意义》，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5]参见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钱中文《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童庆炳《实践是“审美”与“意识形态”结合的中介——对近期“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的三点回应》，载《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本文刊载于《文艺研究》2019年06期
编辑︱安雯
视觉︱欧阳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