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古代的“道统说”是如何演变的？
中国的道统，由来久远，往上可以追至上古三代。上古三代对于天地的认知，表现为兴于对天人之际的追究。在古人的观念里，万物由天所生，而天道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也是人事之准则，因而，天人之间息息相通，天与人是统一的。古人执着于究天人之际，由人及天，据天道而推及人事；由天及人，以人事以究天道。而究问天与人，肇造人文，可以追溯到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包牺氏。
《周易·系辞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卦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系辞》的这一记载这非常重要，包牺氏（也称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懂得观天察地，究天人之道，且思己及物，欲通过初期的文化认知来通神明，类万物。这里是以“天地人相通”的观念在看世界，在寻找一种人文之道，之后，神农氏继承了包牺氏的事业，继续究天人之道；后来，黄帝、尧、舜继续探究，“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垂衣裳而天下治”；再后来，后世圣人继续努力，“易之（穴居）以宫室”“易之（结绳）以书契”等。天地人相通，人文之道渐成，中国古人们一直在探索一种文化之道，体现人伦和治世的理想状态。这可是看似是“道统”的最初观念资源。
根据《周易·系辞》将古代文明的创始之举追溯到包牺氏，宋代学者石介在研究和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时，便把“道统”的源头追溯到伏羲氏，石介认为：“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石介还列出了韩愈之前对“道统”有重大贡献的一系列杰出人物：“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吏部（韩愈）为贤人而卓。”其实，石介列出的这些杰出人物，在周公之前的，只能说是为“道统”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从周公开始，“道统”才有理论萌芽，而孔、孟是“道统”理论的创立者，后来，一直到唐代，韩愈才正式提出了“道统说”。
对于上古三代的人文传承关系，孔子是有过说明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周代的人文体制是继承了夏、商两代的人文礼乐的合理因素，而孔子赞赏的是周代人文制度，他对于周代的礼乐文化，一直是非常欣赏的，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周代人文思想的核心，《尚书大传·康浩》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显然，“礼”强调的是“别”，即表现“尊尊”，旨在分清等级；而“乐”的作用是“和”，即表现“亲亲”，巩固亲情。有“别”有“和”，一方面确定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另一方面，加强血缘亲情关系，即拧紧了血缘纽带，又强化宗法制规范，区分等级又强化严密的继承制。
周朝有了礼乐文化，治政状况便大大得到改善，《论语·尧曰》记载：“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武王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就是说，规范度量衡，审查各项法度，重修各种官事，政令通行了，百姓真心归服了。君王重视的是民众、粮食、丧礼、祭祀。而宽厚便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便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勤敏便能取得成绩，公平就能使百姓愉悦。非常好的治政景象，难怪孔子很欣赏周朝的政治文化。
孔子继承周朝的礼乐文化，不但高度赞扬周公“制礼作乐”，发挥了周朝礼乐文化的思想内容，并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并且，孔子还将礼乐与仁义结合起来，强调“内仁外礼”的儒家核心观念。
孔子画像
关于“仁”，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为仁是自觉的，“仁为己任”，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关于“礼”，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而且，孔子为统治者考虑，强调说：“上好礼，则民易使”（《论语·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所以，孔子坚持主张要“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而关于“礼”与“仁”的关系，孔子是有明确表态的，当颜渊问孔子何为“仁”时，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
不难看出，“仁”是修心以“爱人”，是尊奉“亲亲之爱”，即遵循血缘关系准则；而“礼”是尊礼仪，分等级。同时，“克己复礼”便是“仁”，显然，“内仁”是以“外礼”为目的的，孔子推行“仁学”为己任，旨在恢复周礼，强调遵守周礼制度，所以，孔子关于诗、乐、仁、礼的论述，是先秦“道统”论的基本思想。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发挥了孔子的儒学思想，而且，孟子还提出了儒家人伦思想的传承问题，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孟子画像
孟子很自信，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经过从尧、舜等到文王等，再到孔子，后来就便由他来承继大任了，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不仅提出了“道统”的传承问题，而且认为欲平治天下，就靠孟子了。
孟子从“内圣”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他是儒家“心性”论的思想大师。首先，孟子将学说的重心则由对仁本身的探索转向“为仁之方”的探讨，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人的本心、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心、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心、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找到了新的理论上的根据，从人的本性中去解释。
其次，孟子提出了“养气”说，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有什么长处，孟子回答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所谓的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养成的一身正气。而有了浩然之气，便能抵御外界一切诱惑，不惧任何威胁，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境界。这是对心性修养的重要论述，是“内圣”的主要内容。
再次，孟子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认为，站在正义、仁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帮助；违背道义、仁义，必然陷于孤立。这其实是把“内圣”方面的内容推而扩展至“外王”方面，聚仁义，便得道而多助。孟子的这些观点，对于丰富“道统”的理论内涵意义重大。
孟子之后，又有一位非常自信的传承者，这就是唐代的韩愈，韩愈的最大贡献在于正式提出了“道统说”，使“道统说”成了儒家的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
首先，韩愈在《原道》中系统提出儒家的“道统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韩愈旨在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建立儒家的“道统”，沿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即弘扬仁义之道，使儒家的仁义学说重新占据主流的思想地位。
其次，韩愈的“道统说”的提出在当时是有重要的理论背景的，其主旨是为了反抗佛老，捍卫儒家思想。韩愈所处的时代，佛老兴盛，韩愈感觉自己担负着重大责任，必须重建儒家“道统”，弘扬“仁义”精神，重新彰显儒学的光辉。他说：“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送浮屠文畅师序》），“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於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愈以“博爱”来定义仁义，承袭孔子“仁者爱人”之说，拓展“仁”的内涵，强调儒者有儒者之道，佛老有佛老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儒家的道德与仁义一致，是正道、公道，佛老之道德是“清净寂灭”，是小道私德。韩愈自信他自己能像孟子那样，弘扬儒家仁义之大道。而他的责任是抵御佛老，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正统地位。
到了宋代，宋儒们对于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十分赞赏，评价非常之高。首先，欧阳修、石介等在推动了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继承韩愈的思想，继续推动儒学复兴事业，提出尊韩愈，尊道统的理论主张，他们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之道，万世长行，不可易之道也”。后来，程颐也十分重视韩愈的“道统说”，他说：“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二程语录》卷一）
韩愈塑像
宋时，朱熹对于“道统说”的理论贡献最大，朱熹不喜欢韩愈饮酒赋诗，但他也很赞赏韩愈关于“道统”的论述，认为其论述阔大，纲领已正。朱熹集宋代“道统说”之大成，他在《中庸章句序》中阐述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熹强调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成了“道统说”的核心内容。
朱熹还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朱熹塑像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指《中庸》），以诏后之学者。”（《中庸章句序》）朱熹在韩愈之后，又一次阐述了“道统”的传承系谱。朱熹一方面以以孟子、韩愈、程子这一系列为基础强调尧、舜以下的道统系谱，并提出了《四书》所构成的经典体系，有贤哲有经典；另一方面，朱熹又进一步将北宋道学体系（张载、二程等）和《六经》包容进来，建立了以孔子为经学理论起点，从伏羲伊始至宋道学的新道统谱系。朱熹的厉害在于，集宋代“道统”之大成，完成“道统”新的系统理论形态，并巧妙地使之与“四书五经”相结合，把“道统说”与经典，与学理，甚至与教育体系高度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后期封建社会非常系统的“道统”治理系统。
朱熹为封建社会后期创造了系统的治理和统治的理论体系，使“道统”的理论体系更周密，政治目的更明确，效用也更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