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含有等待，我们认为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优点。
但是，战争中的防御不能是单纯的忍受，所以等待也不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至于同等待有关系的对象，就空间来说，是国土、战区或者阵地，就时间来说，是战争、战局或者会战。我们非常清楚，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位，只是纵横交错的一定范畴的中心。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不得不只满足于对事物的分类，而不再严格地加以区分，而且这些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十分明确，因此，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根据它们来集中其余的观念。
因此，国土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国土，战区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阵地。防御者在这一时刻以后实施的任何积极的、因而或多或少带有进攻性质的活动，都不会改变防御的性质，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点——等待，已经实现了。
从时间范畴来区分的战争、战局和会战同国土、战区和阵地是相应的概念，因此我们上面的论述对于战争、战局和会战也是适用的。
所以，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当我们使等待同一定的对象发生了关系，并在采取行动之前先进行等待，我们就有可能把两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但是，一次防御行动，特别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如战局或者整个战争，从时间上说，却不能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只是等待，第二个阶段只是行动；它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种状态交织构成的，等待像一条连绵不断的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之中。
我们所以这样重视等待，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迄今为止的任何理论都没有把等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已经不断地成为行动的根据了，虽然这往往是不自觉的。等待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没有等待，军事行动几乎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在以后谈到等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的效果时，我们还要常常提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想谈一谈，等待这个因素如何贯穿在整个防御行动之中，以及由此可以产生哪些程度不同的防御方式。
为了相对简单地说明我们的观念，我们打算把国土防御留到《战争计划》一章一起去研究，因为在国土防御中，政治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它们的影响也比较大。而另一方面，阵地上和会战中的防御行动是战术问题，只有作为整体才构成战略活动的起点。因此最能说明防御情况的是战区防御。
我们说过，等待和行动（行动常常是还击，也就是反应）是组成防御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没有等待，防御就不成其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就不成其为战争。这个见解使我们在前面就已经得出这样一个观念：防御无非是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战争形式。我们之所以必须绝对坚持这一观念，一方面是因为归根到底只有它能使我们避免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观念越是生动，越是为人们所掌握，就越能使整个防御行动强而有力。
如果有人想要把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组成部分反应再加以区分，只把狭义的抵御，即把守卫国土、战区和阵地看做是必要的部分（这一部分活动只进行到足以保障这些地区的安全为止）而把转入真正战略进攻的进一步反应看做是同防御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同我们上述观念相违背的。因此，我们将这种区分看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坚持把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因为不论防御者最初的反应在顺利时能使敌人受到多大损失，仍然不能造成进攻和防御在对比关系上所需要的均衡。
因此我们说：防御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战胜敌人的更为有效的战争形式，可是这个胜利能否超过防御最初的目的，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防御是同等待这个概念分不开的，所以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只有在出现了进攻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因此，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出现进攻，防御就只能满足于保持原有的东西，这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的目的，也是它最直接的目的。同时，防御只有在满足于这一较低的目的时，才能实现它作为更为有效的战争形式的那些优点。
如果我们现在设想一支军队奉命防守它的战区，那么防御就可以这样进行：
（1）敌人一进入战区，军队就立即向他进攻（如莫尔维茨会战、霍恩弗里德堡会战）。
（2）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占领阵地，等待进攻的敌人出现在阵地前面，然后进攻敌人（如恰斯劳会战【9】、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比较被动，等待的时间较长。虽然在真正出现敌人进攻的情况下，采取这种防御方式与前一种方式相比所能赢得的时间不多，或者等于零，但是在前一种场合肯定会发生会战，而在这种场合则不一定会发生会战，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因此等待的成效也就更大了。
（3）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的阵地上不仅等待敌人下决心进行会战（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面），而且等待敌人真正的进攻（为了引用同一个统帅的战例，我们以崩策尔维茨筑垒阵地为例）。在这种场合，人们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这种防御会战还是可以包括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军队的进攻行动。像第二种场合一样，这里也根本不考虑赢得时间的问题，但是敌人的决心却要受到新的考验。有的进攻者在发起进攻以后，发现对方的阵地过于坚固，在最后时刻或者在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以后便放弃了进攻的决心。
（4）军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这一退却的目的，是使进攻者的兵力受到削弱，并等待进攻者削弱到不得不自行停止前进，或者至少不能击破我们在他进攻路程的终点对他进行的抵抗。
如果防御者能够在退却中留下一个或几个要塞，迫使进攻者去围攻或者包抄，那么上述情况将表现得最为清楚和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的兵力会受到多大的削弱，防御者有多好的机会可以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在一个地点上攻击进攻者，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即使没有要塞，向本国腹地退却也能使防御者逐渐取得他需要而在战区边沿无法得到的均势或优势，因为在战略进攻中任何前进都必然会使兵力遭到削弱，这种削弱一方面是前进本身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兵力分割所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再作进一步的阐述。在这里我们先提出这一真理，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历次战争充分证明了的事实。
在这第四种场合，首先应该把赢得时间看做是一种重大的利益。如果进攻者围攻我们的要塞，我们就赢得了要塞可能陷落前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星期，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长达几个月。如果进攻者的削弱，即他的进攻力量趋于枯竭只是由于前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所造成的，只是路程漫长造成的，那么，我们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更多，我们转入行动就不致被限定在一定的时刻了。
除了考虑在进攻者进攻路程的终点双方兵力对比的变化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防御者因等待而不断增长的利益。即使进攻者实际上并没有由于前进而削弱到不能在我们主力停下来的地方发起进攻的地步，他也可能下不了决心发起进攻，因为在这里采取进攻行动往往比在战区边沿需要更大的决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队已经削弱，不再是新锐的军队了，同时危险也已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一些优柔寡断的统帅来说，到达并占领了所到达的地区以后，他们或是真正认为、或是借口已没有进行会战的必要，往往便完全放弃了进行会战的想法。这样，防御者固然不能像在战区边沿那样充分取得消极结果，毕竟也赢得了很多时间。
显而易见，在上述四种场合，防御者都可以得到地形优势；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的作用和得到民众的帮助。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削弱敌人力量的主要是这些因素。等待的利益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因此，不言而喻，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应该看做是防御力量的真正的依次增强，作战方式越是与进攻不同，它的力量就越强大。我们并不害怕人们因而责难我们，说我们认为一切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是最强的，因为抵抗行动并不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减弱，它仅仅是被延迟和推后了而已。人们可以借助坚固而合适的筑垒阵地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而且当敌人的兵力因遭到抵抗而损失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更有效的还击，这决不是荒谬的。如果道恩没有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就不能取得那次胜利【10】。假如他在腓特烈大帝率领超过1.8万人的军队撤离战场时进行了更猛烈的追击，这次会战就可能成为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因此，我们断言，防御者的优势，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御者所具有的抵抗能力，将会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因而防御者的还击力量也会随之增强。
但是，这几种递增的防御利益能够完全凭空得到吗？不能。换取这些利益的代价也在相应地增加。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不论在距边沿多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军队总要侵入这一战区，这就不可能不给我们带来损失，除非我们采取进攻，才能把这种不利转嫁给敌人。如果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迎向敌人对它发起攻击，损失将会更大；敌人所占领的空间越大，敌人接近我们阵地所用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如果我们打算进行一次防御战，也就是说让敌人决定会战和选定会战的时刻，那么敌人将长期保持他所占领的地区，我们由此而赢得的时间，是以我们的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将更大。
防御者所遭受的这一切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只是间接地（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立即）影响到他的军队，而且往往是如此间接，以至于很难感觉到这种影响。可见，防御者是在牺牲将来的利益换得当前的增强，也就是说，像一个穷人那样，他必须借贷。
如果我们想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抵抗方式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必须看一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或者至少占领我们战区的大部分，因为至少是大部分才能理解为整体，而占领几普里的地方在战略上通常是没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因此，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因为惧怕我们的军队，而根本没有向我们的战区发起进攻，或者没有进攻我们的阵地，或者在我们打算会战时，他却回避会战，我们就算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并充分发挥了各种防御措施的作用。当然，这种成果是消极的，不能直接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但是，它能够间接地增加力量，也就是说，它能为还击做好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任何损失都是一种不利，都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削弱丧失时间的一方。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进行时，没有进行决战就是防御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它们解围，因此，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如果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情况也是这样。在这种场合，虽然我们有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到敌人极度削弱时再行动，但最终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敌人也许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不过是借给他罢了，紧张状态仍在持续，决战还在将来。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但是，只要必然会出现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只是由于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出现的），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这时，等待的利益应该看做是已经利用殆尽了。
当然，这个时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冬季的来临通常可以看做是自然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无法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斯-弗德拉斯这个例子【11】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一般说来决战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它可以是分散的部队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行动，这些行动或者通过真正的血战，或者通过战斗可能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却，从而导致剧变。
在战场上不可能出现别的方式的决战。根据我们所确定的战争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而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了他们才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肯定会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被进攻中的种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的，也永远只能是对我们武力的畏惧。当然这样的决战同在战区边沿进行的决战有很大区别。
在战区边沿进行的决战中，只有以我们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我们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但却不再是惟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就可以引起剧变。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劳累。当然，防御者的武力不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利剑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劳累而溃败，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两种反应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前三种防御场合，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第四种防御场合。而且，后者主要出现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退却中，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牺牲重大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就像在实际生活中的基本概念那样清楚。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恩弗里德堡进攻奥地利军队时，奥军正好想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这时奥军的兵力既没有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上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战例是：威灵顿在托里斯-弗德拉斯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待到马森纳的军队由于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其中肯定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况便是如此。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流血战斗也许就可以说是彻底用武力决定胜负了），仍然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到覆灭的。30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兵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9万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却不过1.3万人左右，因而，法军总共损失了19.7万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1/3。
在所有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12】进行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指望敌人被自己的劳累所拖垮。
总之，这一抵抗原则在很多战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们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许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指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是要出现的，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我们认为，至此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和翼侧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它们可以构成专门的章节，也就是说可以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的中心，它们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我们准备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超出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只不过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的进一步运用而已。上述一系列观念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观念同实际联系起来，就指出了怎样才能从实际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也就是说，能够找到可靠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本身毫无根据的论据。
然而，由于战斗的组合复杂多样，尤其是在流血战斗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只是有可能发生就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武力抵抗在形式和特点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因而很容易使人们认为，这里一定还有另外一种发挥作用的因素。简单会战中的流血抵抗同根本不至于发展到流血战斗的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人们必然推想还存在着一种新的力量，就像天文学家根据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广大空间而推论出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据守着一个坚固的阵地就认为这是无法攻下的，如果他发现防御者有一条大河作掩护就认为自己不能渡涉，甚至担心在继续前进中自己的给养得不到保障，那么，能产生这些效果的始终只有防御者的武力。进攻者之所以被迫停止行动，是由于他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武力击败，只不过他根本不愿意或者至少不能够坦白地说出这一点罢了。
即使人们同意我们的意见，承认在未经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没有真正进行而只是作了部署的战斗，他们仍然会认为，在这种场合，应该被看做有效因素的是这些战斗的战略部署，而并非战术上的胜负。而且当他们谈到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战略部署的突出作用。我们承认这种说法，但是，这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意思是：如果说一切战略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使自己在赢得战术成果方面占有优势，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部署，这始终是防御者所担心的。因此，决不能把战略部署看做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当人们有足够的根据确保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部署才能发挥作用。为了简单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下，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能不顾一切地冲破敌人的全部战略部署而寻求战斗，是因为他对战斗的结局从不怀疑。因此，只要对方在战略上还没有倾其全力以优势兵力压倒拿破仑，而去玩弄比较精巧的（无力的）计谋，战略部署就会像蜘蛛网似的被撕破。然而，像道恩这样的统帅，却容易被战略部署所阻止。因此，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办法来对付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是愚蠢的。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确信能够取得战术成果，而道恩却不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指出：任何战略部署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通过流血的途径还是不流血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只有对胜负决定已不必担心时（不论这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敌人的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才可以指望从战略部署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而，可以说战略部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可能使人认为，这些战略部署至少本身拥有巨大的力量，而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部署大多就可以单独解决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上面所谈的现象，即使其原因存在于战场上，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许多进攻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战争的较高的关系，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并形成战争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而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通过各种冲突关系，最后变得极其微弱，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即进攻的）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因此，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几乎已不存在的进攻决心，往往只要做出抵抗的样子就够了。
因此，防御者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在各处都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阵地，并不是害怕横贯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部署他真能轻而易举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成功的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阻抗力量，但是应该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而不应该把它们的作用归之于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身上。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批判者不改变错误的观点，那么战史在这方面的叙述就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考察一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方式进行的进攻战局是怎样失败的。
进攻者侵入敌国，迫使敌人后退一段距离，但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顾虑重重；于是他占领了一个地方，在敌人面前停下来，好像除了占据这个地方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任务了，好像寻求会战应该是敌人的事情，好像他每天都在等待进行会战似的。这一切都是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不是指进攻者因为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而放弃进攻，也不是指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轮新的进攻而放弃进攻，而是以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我们这里指的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了。
这时，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利用有利的时机，但通常这种有利时机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不远的将来并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借口。如果这次行动像常见的那样，与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那么，人们就会把自己不愿意承担的任务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借口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为自己的一事无成辩护。他会诉说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地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而毫无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赢得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时间，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回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亦随之结束。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册，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简单而又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搅得头昏脑涨而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人们又没有去探索事情的真实面目。
但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以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那种削弱战争的基本威力，也就是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蔽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都蒙在鼓里，在许多场合甚至连统帅都蒙在鼓里。例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着秘密。但是，对于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向世人解释清楚其来龙去脉，于是统帅为他自己、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造出一套虚假的理由。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里面当然不会包含什么真理。只有像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用怀疑的眼光来观察战史，那么，种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依靠它，才能够十分清楚地掌握大量事件的真相。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各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那是用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统帅的选择方式，他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又能使他不至于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必须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向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疆域，或者要具有像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后盾，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则以它的辽阔的疆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13】。要塞是多处于边境，还是多处于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则应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或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不同的防御方式。总之，上述列举的条件已足以说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决定于单纯的兵力对比。这里提到的这些最重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阐述得更加明确，在最后的《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14】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多半只在兵力对比不太悬殊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兵力对比起主要作用。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有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只是像在战争中的大多数场合所做的那样，糊里糊涂地依据纯粹的判断来选择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挑起了霍恩弗里德堡会战，那一次却在崩策尔维茨扎营。至于说到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好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认识到必须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像一只野猪似的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1813年8—9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像被困在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再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其中某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而在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像一个人缩在房间角落里那样，在来比锡附近的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并等待敌人，这种情况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15】
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在于探讨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