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养在现代战争中比以往更加重要，原因有二：第一，现代军队一般比中世纪或古代的军队庞大得多。从前偶尔也有一些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罕见的、暂时的现象，在自路易十四以来的现代战史中，各国的军队一直都十分庞大。第二，更为重要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即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在古代，大多数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毫无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相隔很远，可以不必顾虑对方而各行其是。
现代战争，即从威斯特法伦和约以来的战争，由于各国政府的欲望强烈，已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而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够处处满足战争需要的制度。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接近于完全中止而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但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并不是因为部队的给养问题，而是因为季节不好。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在良好的季节里，需要采取不间断的军事行动。战争总是从一种状态逐步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常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不再有这种现象了。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军事行动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这时，封建义务已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者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者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像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这时的军队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给养的基础主要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
由于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有些阶层的人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不再负担军队给养了。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把军队的给养完全看做是自己的事情，在本国内不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这样，军队的给养从两方面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经常接近敌人。这不仅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这种制度正日趋完善。
用于给养的储备，不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领地缴纳的，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再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再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我们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完全废止，其中的个别部分将会一再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依赖的趋向。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即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同时也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威力也大为减弱。军队由于依赖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一切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会像一个幽灵似的四处摇晃。在这种挨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没有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只能是迫于环境，而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迫切需要进行苛刻的抽象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假如条件允许他像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我们不知道他将取得多少更加伟大的成就。
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无法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量大，运输更困难。一匹马一天需要的饲料大约是士兵的一份口粮的10倍重，但是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1/10。现在，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1/4到1/3，以前是1/3到1/2，马料的重量是口粮的三四倍或者5倍。因此，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这种方法，军队就主要地只能在敌国领土上作战，另一方面，采用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因为这种方法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民众力量又登上了战争舞台，这样，只依靠政府的财力就显得不够了。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和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被粉碎了，给养制度也随着整体崩溃了。革命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更少考虑像精密的钟表一样的给养组织（这种组织像钟表的齿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他们把士兵送上战场，驱使将军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取得所需的东西来供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以及反拿破仑的战争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今后，恐怕仍然是如此。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它的所有权。方法共有四种：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这四种方法通常是综合使用的，但通常以某一种方法为主，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 屋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
一个村镇，即使像大城市那样居民都是消费者，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即使是居民最稠密的城市，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如果部队的人数比较少，就可以供养几天。在相当大的城市中，可以取得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可以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市或农村中，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在这里，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相当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所以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开来，到很广阔的地区去宿营，很难照顾其他条件。但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却多得多。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平均起来可供全家8—14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一次收获期。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3—4倍的军队数目是没有困难的，这又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一个3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市宿营，那么它在人口密度为每平方普里二三千人的地区宿营时，大约需要4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2普里的地区。一支9万人的军队（其中大约有7.5万人是战斗人员），如果分成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6普里的正面就够了。如果有几个纵队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虽然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但不会因为增加一天或几天的给养而感到困难。即使驻9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军队的给养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起来，已经是一支有15万名战斗人员的相当大的军队了。
马匹的饲料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饲料既不需要磨碎又不需要焙烤，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可以一直用到下一次收割期。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乏饲料。当然，饲料要由村镇供应，而不是由屋主供应。在组织行军时，应该考虑到地区的特点，不要将骑兵恰好安排到工商业城市和地区去舍营。
由上述粗浅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约有2000—3000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15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在不妨碍共同战斗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这样一支军队在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作依据的。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时，虽然除了屋主供养外，没有采用其他任何方法，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他们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以不断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为前提，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因犹豫不决和小心谨慎而迟滞不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是不间断的行军。如果环境不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稠密或者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者已经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会差一些。但如果把一个纵队的宿营边长从2普里增加到3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到两倍以上，也就是说，已不是4平方普里而是9平方普里，这样的宿营依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那么，在不间断的运动中，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仍然是可行的。
如果军队要停留几天，在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早作准备的情况下，就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即使在现在，一支庞大的军队如果不采取下列两项准备措施，也是不能停留几天的。第一项措施是给部队配属辎重队，携带三四天最必需的给养——面包或面粉。这样，再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三四天口粮，8天用的最必需的给养总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第二项措施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运来粮食。这样，就可以随时从屋主供养的方法改用另一种给养方法。
屋主供养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它不需要任何运输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到。当然，这要以部队一般都进行舍营为前提。
二 军队强征。
一个单独的营要野营时，就有必要在一些村庄附近进行，并且可以指定这些村庄供给给养品。从这一点来看，这种给养方法在实质上同前一种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一个地点野营的部队人数往往很多，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惟一的办法是从一些地区共同进行强征，然后再来分配。这种方法不可能为大量的军队取得必要的给养。从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里，必要时甚至能够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粮食都弄到手。但是，派遣一个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而且常常缺乏运输工具，因此只能得到现有粮食中的很少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大量军队密集在一个地点上野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说，能够很快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太小了。一支3万人的部队，只在半径为1普里的范围内，即在三四平方普里的面积内能够强征到多少给养品呢？他们很少能够征到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都有部队在宿营，他们不会让村庄把东西交出来。最后，这种方法常常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许多东西没有食用就扔掉了，等等。
所以，用这种强征的方法解决给养问题，只有在部队不太大时（例如对一个8000—10000人的师来说），才会有成效，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当做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在向前运动时，通常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他们要到达的地点根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粮食，而且通常距离为军队主力所征集的粮食太远。此外，独立行动的别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最后，在万一没有时间和无法采用其他方法的一切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用这种方法。
军队越是适于采取正规征收的方法，时间和环境越是允许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就越好。但是，时间往往不允许采取这种正规征收的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直接取得给养却可以快得多。
三 正规征收
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现代一切战争的基础。
这种方法同前一种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正规征收是在地方当局参与下进行的。在有存粮的地方不是用暴力强行征取，而是经过合理的分派和有秩序的交纳，只有地方当局才能做好这种工作。
这一切都取决于时间。时间越多，分派就越普遍，负担就越轻，收效就越有规律。甚至也可以把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征收就和第四种方法接近。在本国国土内集中军队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毫无困难的，在军队后撤时，通常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相反，在进入我们尚未占领的地区时，安排正规征收的时间就较少。通常情况下，前卫只不过比主力先到一天。前卫只能向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要他们在某地准备好多少粮秣。这时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即周围几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粮秣。人数较多的军队如果自己不携带几天的给养，只靠匆忙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这些粮秣，把它只分发给那些毫无给养储备的部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困难会逐日减少，因为能够征收粮秣地区的面积一天天扩展，征收的效果会随之增大。如果可供征收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4平方普里，在第二天就会有16平方普里，在第三天就会有36平方普里。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12平方普里，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增加了20平方普里。
这里所谈的只是大致的情况，征收粮秣的地区的扩大还受许多其他情况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军队刚刚去过的地方不可能像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那样提供很多的粮秣。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征收粮秣的地区的半径每天也可以扩大2普里以上，或者三四普里，有些地方还可能扩大得更多。
为了把分派的粮秣，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确实征收起来，当然要依靠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小分队行使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全体居民害怕负责任、受到惩处和虐待，使他们通过这一切感到普遍的压力。
一支军队，即使兵力很大，只要它带有几天的粮食，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给养问题的。这种方法可以在军队到达某地以后立即采用，最初只限于附近的地区，以后慢慢扩大征收的范围，由越来越高的当局进行安排。这种方法可以无限期地使用，除非当地的力量已经枯竭，非常贫困或者遭到了严重破坏。军队驻扎的日期较长时，可以要求地方最高当局组织征收，它在安排时当然就会竭尽全力使负担尽可能地平均一些，还可以通过收购来减轻征收粮食的压力。即使是外国军队，如果它想较长时期驻在我们的国土上，通常也不会那样粗暴而无所顾忌地把全部的给养负担完全加在当地民众身上。正因为如此，这种征收方法便逐渐地自然而然地接近于仓库供给的方法，但不会因此就完全停止发挥作用，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也不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尽管可以从较远的地方运来储备的粮食以补充当地的粮食，但是当地依然是军队取得给养的真正源泉。在18世纪的战争中，给养通常完全由军队独立管理，与地方毫不相干，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一种给养方法利用当地的运输工具和面包房，因此，军队废除了庞大的、几乎经常妨碍作战的辎重队。
现在的军队虽然不能完全没有给养辎重，但是给养辎重已经少多了，多半只是用来运载当日剩余的、供第二天使用的粮食。在现代也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如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时，军队就不得不使用庞大的辎重队，而且必须携带野战面包房。但这只是一种例外，因为30万人在波兰和俄国这样的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沿着一条大路前进130普里，这是很少见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本身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只能看做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就地征收却始终应该看做是全部给养的基础。
自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几次战局以来，就地征收方法始终是法国军队解决给养的基本方法，甚至与之相对抗的联军也不得不改用这种方法，看来将来也很难废除这种给养制度。不论从发挥战争的威力来看，还是从保证军队轻便和自由地作战来看，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如这种方法效果好。这是因为，不管向哪个方向行军，在最初三四个星期内，给养通常是不会遇到困难的，而且到后来就可以依靠仓库供给，在战争中采取这种给养方法可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当军队从敌国退却时，给养会有许多不利的条件。其一，这时运动是连续的，通常不会作专门的停留，没有时间征粮。由于退却的环境大多很不利，部队必须始终保持集中，根本不能分开舍营，或分为几个纵队在宽大的正面上退却。其二，军队同当地的关系是敌对的，只进行分派而没有行政权力支持，是征收不到粮食的。其三，在这种时刻也特别容易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恶意。因此，军队通常只能在建好的交通线和退却线上退却。1812年，拿破仑想退却时，只能沿着他进军时的道路退却，就是由于给养问题，因为他要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可能会失败得更早。因此，甚至是法国的一些著作家在这一点上对他提出的一切批评，也都是极不合理的。
四 仓库供给
在尼德兰、莱茵河畔、上意大利、西里西亚以及在萨克森这些地方，大量的军队在同一地点进行了长达7年、10年、12年之久的战争，使得这些地区濒于枯竭，再也无法为军队提供给养。
到底是战争决定给养制度，还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呢？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战争所依赖的其他条件允许，首先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但当这些条件不允许时，战争就反过来对给养制度发生影响，战争就决定给养制度。
以就地征粮和地方给养这种制度为基础的战争，比单纯采用仓库供给制度的战争有极大的优越性，后者好像是另外一种工具。因此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敢用后一种战争对抗前一种战争。即使一个愚昧无知的国防部长，无视这种关系的普遍的必然性，在战争开始时仍用旧的给养方法维持军队，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很快也会迫使统帅放弃这种方法，自然而然地采用征收的方法。仓库供给制度需要巨大的费用，而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会是绰绰有余的，这就必然会缩小军备的规模，减少军队的人数，除非交战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而已），这样的一种装备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今后的战争多半都要采用征收的方法。某些政府也可能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作为这种方法的补充，以减轻地方的负担等等。但政府能做的事情不多，因为在战争时期，人们首先考虑的总是最迫切的需要，而复杂的给养制度并不属于这种最迫切的需要之列。
如果战争久拖不决，战场比较狭小，那么，征收制度将使军队所在地区的力量枯竭，使交战双方被迫缔结和约，或者采取措施减轻地方负担，由军队独立负担自己的给养。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在西班牙时就曾经采取后一种方式，由军队自身携带给养。但最常见的还是被迫缔结和约。在大多数的战争中，国家力量的消耗急剧增加，导致这些国家都不愿斥巨资进行战争而宁愿媾和。因此，这也是促使现代战争持续时间缩短的一个原因。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想一概否认用旧式给养制度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交战双方的情况决定应该采取旧式制度，出现了有利于这样做的其他条件，那么这种制度也许会再度出现。但这种给养方式是不合理的，它只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不正常状态，决不是从战争的本义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更不能由于这种办法比较仁慈一些，就认为它能使战争趋向完善，战争天生就不是什么仁慈的行为。
不论采用何种给养方法，在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在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取得给养，人口疏密同当地存粮有两方面的关系：第一，消费多的地方，储存也必然多；第二，人口稠密的地方，通常生产也比较多。工业工人居多的地区是例外，特别是当它们位于周围土地十分贫瘠的山谷中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更是如此。一般情况下，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满足军队的需要。住有40万人的400平方普里的地区，即使土地非常肥沃，一定不如住有200万人口的400平方普里的地区容易供养10万人的军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也比较发达和便利，运输工具也比较多，商业交易也比较容易和可靠。总之，在弗郎德勒供养一支军队要比在波兰容易得多。
因此，战争这个多栖动物就最喜欢在交通要道、人口众多的城市、富饶的河谷或者通航的海岸上落脚。
由此可以看出，军队的给养问题对作战的方向和形式，对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具有普遍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范围有多广，筹备给养的难与易对作战有多大影响，又取决于进行战争的方式。如果战争是按其固有的精神进行的，战争要素发挥了它的不可抑制的威力，双方渴望和需要进行战斗并决出胜负，那么，军队的给养虽然重要，也是从属的问题。但是，如果双方形成均势，双方军队多年来只在同一地区进进退退，那么，给养往往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了，统帅变成军需官，指挥作战就变成了管理辎重队。
在无数战局中，往往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任何目的也没有达到，白白地浪费了力量，而把一切都归咎于给养的缺乏。但是与此相反，拿破仑却经常说：不要跟我谈给养问题！这位统帅在俄国战局中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人们可能会过分忽视给养问题，虽然并不能说，他的整个战局完全是由于缺乏给养而失败的（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他的军队在前进时之所以遭到前所未闻的损耗，在退却时几乎遭到彻底的毁灭，无疑是由于他忽略了给养的缘故。尽管拿破仑是一个狂热的赌徒（他常常敢于走向疯狂的极端），但他以及在他以前的一些革命军统帅，在给养问题上破除了顽固的偏见，指出给养问题只应该看做是一个条件，决不应该看做是目的。
在战争中，缺乏给养同身体的劳累和危险一样，统帅在这方面对军队的要求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一个性格刚强的统帅比一个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不同的军队由于士兵的意志和力量不同（这取决于战争养成、武德、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对祖国事业的热忱），承受这些要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则，即不论给养缺乏和困苦多么严重，永远只应该看做是暂时的现象，以后给养必然会充足起来，甚至，总有一天会绰绰有余的。如果我们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背着三四十磅重的行李，不顾天气和道路的好坏，成天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置之度外，而且为此得到的不过是填不饱肚子的一丁点面包，难道还有比这更感人的事情吗？这在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几乎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引起意志消沉和力量衰竭，为什么单凭人们心目中的一种信念就能够长久地激发和支持这种不懈的努力。凡是为了伟大的目标而要求士兵忍受给养上的极大缺乏的人，不论是出于感情或是出于理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有机会时要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现在我们还应该谈一谈给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差别。
防御者在防御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利用事先为军队的给养所做的准备。因此，防御者不会缺乏给养，在自己国土上尤其如此，在敌人国土上也是这样。而进攻者却远离自己的给养基地，只要他继续前进，甚至在停止行军时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他每天都必须筹备必要的给养，总是感到缺乏或困难。
这种困难如果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下发生的，就会变得特别严重。第一种情况是军队还在胜负未分的前进途中。这时候，防御者的给养都在自己身边，而进攻者的给养却只能放在自己的后方，他的大量军队必须集中，因而不能占领广大地区，只要会战行动一开始，甚至他的辎重队也无法跟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在决定性会战的前几天，部队就会因缺乏给养而陷入困境，军队无法很好地进行会战。第二种情况是，当交通线过长时，在胜利道路上的最后一段路程上缺乏给养，尤其是当战争在贫穷、人烟稀少、居民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时更是如此。从维尔那到莫斯科这一条线上，要取得每一车粮食都必须使用暴力，而在从科隆经列日、鲁文、布鲁塞尔、蒙斯、伐郎兴、康布雷到巴黎这一条线上，只要一张商业合同或者一张支票，就可以得到几百万军队一天的口粮。这两条交通线的差别有多么大！
给养方面的困难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光芒消失了，各种力量耗尽了，退却不可避免，尔后，真正的失败逐渐来临。
至于饲料，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在开始时很少会感到缺乏，但在当地的力量濒于枯竭时，感到缺乏的却首先是饲料，因为饲料的需要量很大，很难从远方调运，而且马匹比人更容易因缺乏粮草而死亡。因此，骑兵和炮兵过多，可能成为军队真正的负担和实际削弱力量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