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行军对军队的损害作用。这种作用很大，它是与战斗同等重要的一个特殊因素。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这个工具受到什么损害，但是连续几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军队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几次艰难的行军，那么军队受到的损害会更大。
在战区内，缺乏给养和宿营条件，道路路况很差或破坏严重，军队要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军队力量的过度消耗，使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受到损失。
人们常说，长时间的休息对军队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长时间的休息会比适度的活动更容易使人生病。固然，士兵挤在狭小的营房里，可能而且必然会生病，但是在行军中挤在狭小的房舍里也是会生病的。生病的原因不是因为缺乏空气和运动，因为人们在操练中是很容易得到空气和运动的。
试想一下，一个士兵淋着大雨背着沉重的行囊病倒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同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将有多么大的不同！一个士兵在野营中生了病，可以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不致完全得不到治疗。但在行军途中生了病，却要先在路旁躺上几小时，得不到任何护理，然后成为掉队者，拖着病体追赶已经走出几普里远的部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试想一下，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而患病甚至死亡。
这并不是说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工具就是为了使用，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只想说明，一切都应该恰如其分。我们反对的是某些理论家的空谈，他们硬说高度的出敌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无休止的活动用不着付出什么代价，就像丰富的矿藏一样，只是由于统帅的惰性才没有被充分利用。这些理论家对待这些矿藏的态度，就像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一问开采这些矿物要花费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作长途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天的损失也比较小，但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因为他们刚刚恢复健康，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骑兵中受鞍伤以及累跛的马会不断地增多。部分车辆也会遭到损坏而无法使用。一支军队连续行军100普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受到显著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如果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二者所具有的不利条件就会同时集中出现。在人数众多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就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上述观点。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准备进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兵团有30.1万人之多。8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派出了1.35万人，按理说他这时还应该有28.75万人，但实际上只剩有18.2万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10.55万人。在这之前只发生过两次有名的战斗，一次是达乌同巴格拉齐翁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莫拉同托尔斯泰一奥斯特尔曼之间的战斗。由此，我们可以估计出，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多为1万人，而在52天内连续行军大约70普里的过程中，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9.5万人，约占总兵力的1/3。
三星期以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14.4万人（包括战斗中的伤亡）。又过了8天，到达莫斯科时，损失已经达到19.8万人。这一时期，法军在第一阶段每天的损失占当初总兵力的1/150，在第二阶段每天的损失达1/120，在第三阶段每天的损失达1/19。
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抵达莫斯科的运动是连续行军，这次行军用了82天，只走了120普里，而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息了两次：一次在维尔那，大约休息14天，另一次在维贴布斯克，大约休息11天，在休息期间，许多掉队的士兵又回到了部队。在这14个星期的行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还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大多是沙土路。但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行军，给养十分缺乏，而敌人虽然是退却，但并不是逃窜，这些都是造成行军困难的条件。追击法军的俄军从卡卢加地区出发时为12万人，到达维尔那时就只剩下3万人了，当时俄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是很少的。
我们再从1813年布吕歇尔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战局中举一个例子。这次战局不是以长途行军，而是以多次往返行军而著称的。布吕歇尔属下的约克军于8月16日以约4万人开始这次战局，10月19日到达莱比锡附近时就只剩下1.3万人了。据最可靠历史家的记载，在戈尔特贝克、吕文贝克一带的主要战斗中以及在卡次巴赫河畔、瓦尔腾堡和默克恩（莱比锡）会战的主要战斗中，这个军大约伤亡了1.2万人，可见非战斗减员在8个星期内达1.6万人，占这个军的2/5。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在战争中进行频繁的行军，那就必须做好兵力将遭受大量损失的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一情况制定其他各项计划，首先就要考虑以后的兵员补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