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斗争的运用。战略与战斗有着直接关系，但是，因为战斗由军队进行，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所以，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研究战斗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拟制战争计划，为整个军事行动确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并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各个战斗。战争计划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做好。因此，战略必须到战场上去，在现场处理各种细节问题，不断对总的计划做必要的修改。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应当为战略服务，应当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突出那些原则和规则。在战略上必须具备非凡的洞察力。
战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评论者频繁地过分夸张地谈论它们，在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听来，只会觉得可笑。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迂回战法，在这里被称为最杰出的天才表现，在那里被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这不是评论界最无聊的恶习吗？
更可笑的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战略理论之外，只想谈物质因素，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这点东西，恐怕还不够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我们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非常简单，精神力量相对复杂，但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或者同它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精神力量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各个具体行动中，精神力量的影响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制定战略非常简单，但实现战略并不容易。在确定后，战争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把战略计划贯彻到底，不仅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还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所有这些品质而成为非同寻常的统帅。
同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做出重要的决定需要坚强得多的意志力，凡是了解战争的人对此不会怀疑。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非常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像被卷在旋涡里一样，必须冒生命危险同它搏斗，他只好抑制住不断产生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很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异议和意见，甚至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所见，但在战略上一切都必须依靠猜想和揣测，因而信心也就比较小。结果大多数将帅在应该采取行动时却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历史，看一看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1】。这次战局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曾被评论界称赞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但这只是战术上的成功，腓特烈大帝最大的成功是他在战略上的英明和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较大目标时，从不做力不从心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而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有所体现。
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腓特烈大帝当时只是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相似，只是在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较为优越），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同样会被击碎脑瓜【2】。所以，他在战争中具有一种节制力，能够始终保持镇静，同时又不缺乏冲劲，在危急关头，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后为了服从政治上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静。不管是虚荣心、荣誉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使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的胜利结局。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够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绝妙的结局，探讨促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光使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在1760年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表现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其他战局中，都不像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极少的牺牲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使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策略实行中的困难。从左翼或右翼迂回敌人，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用迅速的运动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这看起来挺简单。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这是极其危险的，但决不轻率。因为他大胆、果断和意志坚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很少有统帅敢于使用这样的战略手段。
实行中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它曾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偏僻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7月初和8月初）【3】。军队必须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由于行军必须巧妙地进行，军队必须忍受极大的劳累。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妨碍了行军，但是军队的给养仍然极其缺乏。在西里西亚，军队在里格尼茨会战【4】以前，曾不得不连续夜间行军达8天之久，辗转在敌人阵地前沿，这要求军队忍受极大的劳累和困苦。
统帅调遣军队，不可能像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轻而易举，看到可怜的、饥渴交加的弟兄们疲惫不堪，指挥官们能不感到揪心吗？因此而产生的牢骚和怨言能不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的人能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如果没有对统帅的伟大和正确有无比的信任，这样的劳累必然引起士气低落和纪律松弛，破坏军队的武德。我们应该尊敬的地方正在这里，我们应该为之赞叹的正是这些奇迹。只有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一切。那些只从书本上和演习场上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不能领会这一切的。
仅仅把军队配置在某一地点，这只表明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战斗，并不一定真正会发生战斗。这种可能性能不能看做是现实性，看做是一种实际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具有效果，就可以看做是实际的东西，而战斗的可能性总是有效果的，不管效果如何。
一 可能的战斗因其效果应该看做是实际的战斗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进行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做出了投降的决定。
如果我军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从而剥夺了敌人大批的补充力量，那么，我军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使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同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可能性就成为现实性。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仍然是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即使整个行动失利了，这种部署有一定的效果，只不过这种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仅仅是做了部署而并未实际发生战斗，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消灭敌人军队和打垮敌人的目的。
二 战斗的双重目的
战斗的效果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战斗不是直接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而是通过其他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尽管有所曲折，但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来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道路、桥梁、仓库等等，可以是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但决不是最终目的。它们只是取得更大优势的手段，目的在于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同他作战。因此，它们只是中间环节，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梯，决不是有效要素本身。
三 战例
1814年，拿破仑的首都被占，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从巴黎开始的政治的崩溃局面发生了作用，一条巨大的裂痕使这个皇帝的权势趋于崩溃。但是，这一切必须按下述观点来分析：政治上的崩溃急剧地削弱了拿破仑的兵力和抵抗力，联军的优势相对地增长了，拿破仑无法再进行任何抵抗，这样，才有可能同法国媾和。假如当时联军的兵力由于外在原因遭到了同样的削弱而丧失优势，那么，占领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们应当考虑到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和战局中每一时刻发起的大小战斗产生的效果，只有这样，在制订战局计划或战争计划时才能确定一开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就会对其他活动做出错误的评价。
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是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占领某些地点或未设防的地区只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环节，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指挥官的智力始终集中在一系列战斗上，只要这些战斗能够事先预见到，那么他就始终是在通往目标的笔直道路上行进，这样，智力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