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流动的宣言
T恤是现代衣橱里必不可少的存在，跟牛仔裤和小黑裙一样，是一件超越文化和阶层的单品。
记者/杨聃
设计师玛丽亚·嘉茜娅·蔻丽曾为她的T恤首秀写下一句“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
2017春夏的T台上，设计师玛丽亚·嘉茜娅·蔻丽曾为她的T恤首秀写下一句“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这话十分应景，毕竟她是迪奥历史上首位女掌舵人。此后，宣言T恤一度成了人们的“情绪版”，除了站在女权的肩膀头上，各大牌的“为爱盲目”“你需要回家”“时装是一种态度”等等，都在关注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一向以扑克脸示人的贝嫂，索性在自己的同名品牌上写上“时尚偷走了我的笑容”。无论出于哪种目的，自我鼓励、自我标榜还是自我调侃，在这个人人发声的时代，穿T恤的人都想借由“穿在胸口上的态度”，从十米之外就能被看到。
终于，现在人们开始对“强制性横幅”无感了。今年夏天把童年穿身上成了新主题。LOEWE粉色小飞象宽大T恤斩获了不少“少女心”；优衣库不仅邀请知名艺术家及插画家重新诠释米奇的形象，还将经典日漫《名侦探柯南》《银魂》《火影忍者》《犬夜叉》等搬上了T恤的画板；Burberry的斑点鹿、dunhill的水族馆则是一些“岁月静好”的主题。
“卷福”穿女权标语T恤
Burberry 2019春夏系列T恤
事实上，要总结T恤的潮流趋势是最费力不讨好的，它看起来是时装，可体现的东西更多是大众文化。除非有一种强烈的主流情绪，不然这就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很难得的是，在时尚界持续了一年多的“焦虑”情绪（表现在meme、坎普盛行）于去年年底达到顶峰之后，我们居然在最容易表达的T恤中看到了久违的平和。
空白画布
每当看到有人穿着白色T恤在街头晃悠，就会让我想到电影制片人马丁·德·瑟拉（Martin De Thurah）拍摄过的一段微电影。视频拍摄了一位穿着多层白色T恤的年轻女孩在柏林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每走一段路就脱下一件T恤，毫不迟疑地丢弃。城市交通的嘈杂声和她的行为一样无序而茫然，以至于观看者都忘了去数在这个单一重复的剧情中，女孩到底丢了多少件T恤。瑟拉希望影片以一种微妙的、非说教的方式引发观看者思考我们丢弃的服装与环境的关系，不过我更喜欢他用这种恍惚的镜头和颇具隐喻的编排，揭示白色T恤的多层次历史。
几年前瑟拉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单品：时尚现代吗”创作了这段视频，它在临近展览出口的地方循环播放。这是继1944年（主题“服装现代吗”）之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重拾时尚主题，从展览的名字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刻意为之的关联。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Paola Antonelli）筛选了111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影响深远的服装和配饰。她表示，这些单品所呈现的正是所谓的“刻板印象”，每种刻板印象都有一个贯穿历史的原型，就像李维斯501牛仔裤、匡威帆布鞋和Hanes白T恤，后者也是展览开篇导言的题图。想来也没有哪件单品比简单至极的“空白画布”更有自我创造和想象的空间了。
Prada Resort '19
Burberry 2019春夏系列T恤
起源于内衣的棉质圆领衫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有了统一的称呼。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人间天堂》中创造了“T恤”一词，同年它就被收录进了韦氏词典。作为坦克背心的T恤一度流行，却风光有限。虽然香奈儿已开先例，将传统内衣的针织面料应用在时髦女装上，但隐藏在正装之下的棉衫从军需用品、后工业时代劳动者的第一件制服进阶为大众文化的写字板，仍然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欲望号街车》（1951）中高喊着女主名字的那一刻见证了这位流行偶像的诞生。他卷起的T恤袖口因肌肉发达的手臂而紧绷，外观索然无味的白T恤自此与“性感”攀上了关系。如果说“性感”的标准因人而异，“反叛”的门槛则更低。涂涂抹抹之后，谦逊的T恤化作风格的特洛伊木马，成了商业口号和政治标语潜入衣柜。广告界传奇人物李·克劳曾一度以T恤为判断标准：如果创意适用于T恤，那么它就足够简单干净，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
这一切开始于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E Dewey）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他第一次使用标语T恤“dew it with dewey”来拉票，尽管最终输给了杜鲁门，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创造了历史。不久之后，在迪斯尼乐园开张的Tropix Togs公司获得了迪斯尼官方T恤的独家印刷权，并因此赚得盆满钵满。随着美国印刷术的改进和创新，尤其是丝网印刷大行其道，印花T恤席卷流行文化。
马龙·白兰度的经典形象
1974年，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在国王大道上的精品店更名为“性”。他们砍掉了T恤的袖子，并用安全别针和徽章把裂口固定起来，完全体现了朋克运动的风气。韦斯特伍德意识到，T恤的潜力在于可以公开传达更多政治信息。她的一部分设计引起了争议，比如在T恤上印着两个牛仔裸露下体的图片。他们的店员在穿着这件T恤穿过切尔西区时因“不雅展示”而被捕，有人就此发表评论认为很遗憾，英国人在1967年修改了性侵犯罪法案之后，对同性恋的态度鲜有改变。
任何一段有关T恤的历史都不会跳过凯瑟琳·哈姆内特（Katharine Hamnett）。她在参加唐宁街10号举办的英国政治生活中心招待会时，偷偷用外套裹着里面那件用大写加粗字体印着“58%的英国人不想要导弹”的T恤，重申了公众对首相允许美国在英国领土上部署核导弹的反对。最终哈姆内特穿着反核声明T恤与撒切尔夫人握手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封面，据说，那是部长们极少看到的铁娘子明显慌张的情形之一。
Claudie Pierlot有机纯棉T恤
以大众之名
谁会想到切·格瓦拉头像会成为90年代全球最畅销的T恤印花？那张著名的《英勇的游击队员》由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Alberto Korda）摄于1960年3月的死难者悼念仪式，当时和格瓦拉在一起的不仅有卡斯特罗，还有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照片最初发表在报纸《Revolución》上，若不是科尔达7年后授权意大利出版商使用的话，它很可能会被历史遗忘。即便《英勇的游击队员》以模版的形式风靡，科尔达也从未收到过照片的版税。
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那张照片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曾与格瓦拉有过一面之缘的爱尔兰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被他的死所震动，在科尔达的照片基础上展开创作——添加了红色的背景，并在格瓦拉的肩膀上虚化出了字母F。不久，这张改过后的照片出现在1968年法国学生的历史性抗议中，以及荷兰的无政府组织中。随后，罗马的一家画廊收了一幅酷似安迪·沃霍风格的格瓦拉波普图，事实上那是沃霍的合作伙伴因为急需用钱而伪造的，绝不吃亏的沃霍对这幅假画进行了鉴定，前提是所有的销售收入都归他所有。
就这样，切·格瓦拉的肖像病毒式地传播着并日渐远离其最初的创作背景。正如纪录片《切·格瓦拉满天下》（Chevolution）的制片人崔莎·齐夫（Trisha Ziff）所说：“我们生活在一种并不需要理解符号意义的文化里。”科尔达的作品成为时装品牌如盖普、贝达弗、范斯等竞相演绎的对象。加拿大作家布鲁斯·拉布鲁斯对此表示，“当有人穿上切·格瓦拉的T恤却完全不知道切·格瓦拉是谁的时候——他们清空了激进主义的象征，纯粹是为了时尚”。
HENRY HOLLAND标语T恤
同样是出现在T恤上的头像，目标明确的年轻人都是冲着卡尔·拉格菲去的。2004年12月13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时尚追随者蜂拥而至洗劫了H&M。他们在货架上搜索着“老佛爷”亲手画出的便宜版本。那一天结束时，在曼哈顿的7家H&M，以及伦敦、米兰、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的连锁店里，卡尔的胶囊系列已售罄。巴黎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这位设计大师欣然躲在角落里，看着人们在les halles区的店铺里抢夺他的衣服，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这是高级定制和高街时尚长期“眉来眼去”的结果。最早将T恤引入T台的设计师也是卡尔，他将香奈儿标志性的斜纹软呢外套与白色T恤并置，在后者贴合的衬托下，斜纹软呢外套像直接搭在第二层皮肤上，轮廓丝毫没受影响。
光是时髦还不够，人们还需要表现出智慧。一种当代特有的现象出现了，消费者愿意掏钱买下最热的大牌包，然后走进快时尚的门店，大大方方地搭配一件几十块钱的T恤。人们不愿被既定规则牵着鼻子走。无论是从卡尔与H&M开始的设计师联名，还是更新潮的UT艺术家联名，精英的消费符号都不再高高在上。正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所说的：“多年来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象征是如何在时尚中改变的。如今，保镖可能会穿三件套西装，而真正有权势的人像马克·扎克伯格却穿着素色T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