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流行的错误认知之一，就是认为中国不讲逻辑，甚至中国没有逻辑，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判断，是以西方的逻辑为逻辑的标准，凡是没有符合西方标准的，就认为没有逻辑。现代的中国为何会以西方的逻辑标准而衡量中国，因为中国当前所盛行的学术是西式学术，对传统的中式学术则予以否定和抛弃。
其实，中国不但有逻辑，而且是在境界上远远高于西方逻辑的逻辑，按佛教的说法，是一种“了义”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心逻辑”、“义理逻辑”。西方的逻辑则是低境界的逻辑，“不了义”的逻辑。这种逻辑是“物逻辑”、“形式逻辑”。
逻辑的作用是证明真理的存在，知识的存在。中西逻辑的不同，源自真理观、知识观的不同。
西方认为真理、知识是外在的，源自人心之外的某种东西。在宗教时代，真理和知识都是源自神、上帝。人是没有能力和资格发现真理和知识的，唯有通过信仰神灵和上帝而获取知识。因此，在宗教时代，不讲学习、实验，只讲信仰。
到了现代文明，上帝被推翻，但是真理、知识源自人心之外某种东西观念依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东西的形式。具体说来，就是由神灵变成了客观世界。在宗教时代，神灵是真理之源、知识之源，在现代社会，客观世界替代神灵，成为新的真理之源、知识之源。
随着知识之源的改变，获取知识的方法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信仰改成了实验、研究。通过实验和研究，可以将隐藏在客观世界中的真理和知识发掘出来。
但是，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时代，还是现代对客观世界进行实验研究的时代，逻辑都是必要的。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人，会错误地认为逻辑是理性思考的产物，是现代文明才有的，宗教时代是信仰、迷信的，是不会讲逻辑的。事实上，逻辑在西方的出现，恰恰就是在宗教时代。逻辑这个概念和工具被“发明”出来，就是为证明神的存在，或者类似于神的形而上的哲学本体的存在。
现在我们都知道，至少在形式上，神是不存在的，准神的形而上的哲学本体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宗教时代，当时的西方人却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实际存在的。为了说服更多的人，让他们相信神和准神的哲学本体的确是存在的，就需要去形式上的证明。于是就发明了“逻辑”。也就是说，“逻辑”的原本目的就是证明本来不存在的神的实际存在，就是证明虚无为实有，即无中生有。
也就是说，“逻辑”本来是属于神学的，是为证明神的存在而服务的，是为信仰而服务的，也是为迷信而服务的。用中国当前的流行语，“逻辑”的实质是“忽悠”。
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宗教的神，是虚构的，不存在的。以不存在的神为存在，而去信仰之，就是迷信，而现代文明是以科学为中心的，是反宗教的，破除了宗教的虚构和迷信。认为宗教时代作为真理、知识之源的神，是虚构的，但是现代文明中作为真理、知识之源的“客观世界”则是没有任何虚构，是完全实在的。因此，信仰神是迷信，而信仰“客观世界”，则是理性。
其实，尽管“客观世界”的确比“神”实在的多，因为它是以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为基础，但是，“客观世界”绝非现实世界，而是基于现实的一种虚构。“客观世界”与昔日的神一样，都有虚构的成分。
从本质上而言，“神”和“客观世界”都是虚构的，并不真实存在，只是两者的虚构所立足的基础不同。“客观世界”所立足的基础是我们可以直接感觉的到的现实世界，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虚构，因此显得比较真实。而神，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则是基于抽象理念的虚构，因此显得比较虚假。基督教的立足基础是无法直接感觉的“义”、“道义”、“真理”。尽管“义”不可以直接感知，但是“义”这种东西还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神”也并非全部是虚构的，整体上都不存在，而是有真实成分的。
因此，现代人认为“客观世界”为绝对真实，没有丝毫虚构，其道理与宗教时代的人们相信神为绝对真实，没有丝毫虚构是一样的。也同样，神的确是虚构的，的确存在虚构的成分，因为神的存在就需要证明，就需要逻辑，而在现代文明中，“客观世界”以及藏身其中的“客观真理”也的确有虚构的成分。因此现代的真理、知识的存在也同样需要证明，逻辑也同样被需要。
不同的是，现代人认为自己比宗教时代进步了，现代的逻辑是不是为信仰服务，而是为理性服务，为实验和研究服务。其实，从根本上来说，现代文明与宗教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现代的逻辑是依然为信仰服务，依然是证明虚构的东西为实有，依然为迷信而服务，证明迷信合理。
中国文化中，的确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因为中国的真理观、知识观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文化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是“义理”。“义理”的级别和神圣程度与西方的真理等同，但是在来源上却根本不同。“义理”不是来源于人心之外的某种东西，既不是源自神灵，也不是源自客观世界，而是源自人心，人心是知识之源。在知识源头意义上，中国的“心”，就等同于西方的神灵或客观世界。
正如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神灵以及客观世界概念一样，西方也不存在中国意义上的“心”的概念。“心”是人的思考、思维主体，人的一切思考、思维活动都是由“心”所发出。“心”是人的主宰，人的本质在“心”。“心”则是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主体，其功能就是思考认知，包括判断和选择。
“心”在进行思考活动时，在进行判断和选择时，是有内在的基本原则的，是依据这些基本原则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这些基本原则就是“义”、“理”，因此也可以认为“义理”就是人心的基本属性，就是“性”。
作为人心基本属性，也是思考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的“义理”，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天然、自然、本然的。同时，“义理”也是存在于人心之内，而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的“真理”、“知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后来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也是指此。因此，“义理”即是人心的基本属性，也是中国文化的“知识”所指。
当人将人心的思考结果，将判断和选择结果付诸行动时，人的外在行为也会将“义理”呈现出现，就表现为外在的“仁、义、礼、智”。因此外在的“仁、义、礼、智”的行为，也是由人心所发端出来的，本于人心，这就是孟子所说“心之四端”。
“仁、义、礼、智”不仅可以形容个人行为表现，也可以形容社会秩序的表现。当个人的行为符合“仁义礼智”时，这个人就是一个“君子”。当一个社会的秩序表现为“仁义礼智”时，这个社会就是“有道”的。这样，“心”就不仅是个人良好行为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实现良好秩序的基础。
“心”所指的是思考功能本身，而非是思考的结果。作为思考的结果，尽管这些结果也是符合“义理”的，符合“仁义礼智”的，但是它们都不是心，而是“物”了。因此，西方意义上的真理和知识，实际上人心思考的结果，都是“物”。承载真理的神灵和客观世界也是人心思考的结果，当然也都是“物”。
西方没有意识到思考主体的存在，没有意识到“心”的存在。因此，它们错误地将真理和知识看成是外在的，同时他们也以这种外在的真理和知识为神圣和本位。
而中国文明则在文明的一开始就认识到思考主体的存在，意识到“心”的存在，认为外在的知识，只是“心”针对外境的思考结果，是“物”。“物”是死的，而“心”是活的。外境是不断变化的，人心却是永恒的，不变的人心会对不断变化的外境做出不断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不断变化的。随着外境的变化，基于旧环境的思考结果（旧物、旧知识），就会失效，将会被基于新环境的思考结果（新物、新知识）所替代。
因此，中国文化认为作为思考结果的知识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考本身，思考主体本身，即最重要的是“心”。中国文化是以作为知识源头的“心”为本位，而西方则是以心之思考结果的真理、知识为本位。
所以，我此前说，中国文化是“心本主义”文化，而西方则是“物本主义”文化。高下立判。
这也意味着，中西文化之间，不仅认为知识的来源不同，而是知识本身的内蕴也是不同的。中国文化中的知识，就是“义理”，而“义理”不是别的，是“心”的基本属性，也是思考功能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这种知识是“心的知识”。而西方的知识则是心之思考结果，是“物的知识”。
由于逻辑是对知识的证明和确认，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当然也有“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又与西方存在根本不同。西方的知识是“物的知识”，因此西方的逻辑就是“物的逻辑”；中国的知识是“心的知识”，因此是“心的逻辑”。
西方错误地认为神和客观世界是知识的源头，这里边就包含着虚构，因此，西方的“物的逻辑”里边一定包含着虚构和迷信，去为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提供证明，去证明神的存在，证明客观世界的存在，证明依附于虚构的神灵和客观世界的真理的存在。
中国的认为“心”是知识之源，显然是正确的，因此，作为人心之思考结果的知识是显然意见的，无需证明。人唯一要去确认的是，保持“心”的独立自由的存在，让人心在进行思考认知活动时，是不受干扰的，完全依据其内在的原则去思考认知，去判断选择。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诚者天之道”、“率性之谓道”。也是孟子说说的“求放心”。
我将此称之为“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中国文化的逻辑就是维护心性的绝对独立和绝对自由。人的主体性，就体现在心性的主体性上，即体现在思考认知活动的主体性上、判断选择活动的主体性上。“心性独立”、“心性自由”才是人的真正主体性的表现，也是人的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的表现。
故此，中国文化的逻辑，就是确认人的真正主体性，确立人的真正独立和真正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