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人矢志以求的立言、立功、立德这‘三不朽’，在曾国藩的生平实践中获得了最彻底的伸张。他以自己‘学做圣人’的经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其无法突破的极限，但同时也具备足够的活力和弹性，依然可以充当立身之基。这种‘中国式力量’的存在，是‘曾国藩情结’历经百余年却始终不曾消散的主因。”
文/刘怡
张宏杰（潘石屹 摄）
在出版过整整五部与曾国藩有关的作品、累计超过100万字之后，张宏杰决定为这位晚清重臣写一部更全面的传记。在他看来，这既是自己多年研究瓜熟蒂落的结果，也是对中国人“曾国藩情结”的又一次剖析。
1972年出生于辽宁的张宏杰，早年学习的是经济学，曾在银行业工作。上世纪90年代，出版界兴起的“曾国藩热”成为他从事历史写作的兴趣来源，并逐步进入到专业研究领域。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以对曾国藩经济生活的考察作为切口，撰写了一篇基于微观研究视角的论文，后来以《给曾国藩算算账》为题单独出版。在随后的三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著作中，他逐步完成了对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的分块式解读。而最终问世的这部《曾国藩传》，则被他视为一个阶段性总结。
作为曾国藩的推崇者，张宏杰在他的写作对象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和弹性。一位出生于湖南乡间、早年并不晓畅兵事也不曾出洋开眼界的旧式读书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竟能完成弭定内患、倡导洋务两项壮业，实属惊人。曾国藩在汲汲于事功的过程中，始终不曾放弃修身功夫，依靠内在的不懈努力，达成了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境界。自晚清以至当下，一般中国人心目中始终存在一种“曾国藩情结”。对这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力量”的发现和追记，构成了张宏杰剖析与书写曾国藩这位历史人物的主线，也是他这部《曾国藩传》的核心关切。
尽管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担任《清史研究》杂志编辑，张宏杰并不讳言他的写作面向的主要仍是非专业受众。在他的《曾国藩传》中，时时会出现“北漂”“小金库”等带有当代特色的流行语；对那位晚清“圣人”生平行迹的交代，也是通过这种活泼的文风来展开。
“曾国藩情结”存在已逾百年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1990年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唐浩明著），是你本人对这位晚清名臣产生兴趣的渊源之一。事实上，最近20多年里席卷整个华人文化圈的“曾国藩热”，主要也是发端于这部小说。但如果继续往前回溯的话，似乎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就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曾国藩情结”。例如青年毛泽东就曾经评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特殊情结的？
张宏杰：中国传统文人矢志以求的终身目标，是立言、立功、立德这“三不朽”。而曾国藩恰恰在三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使得他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局面中，成为精英阶层眼中的成功学典范。
晚清以来，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整部中国历史一共出过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和王阳明，半个就是曾国藩。与前人孔孟、程朱相比，曾国藩的学问或者稍逊，但他具备经世致用的能力，可以将自己笃信的学问用于指导实践，既能传道，又能做事，我认为这就比二程和朱熹高出许多。在立功一事上，李鸿章一度被认为已经超过了老师曾国藩；但在甲午之役后，李氏半生功业毁于一旦，办理外交的实绩也颇为人所诟病。而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白手起家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获得成功，以后又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推手，两项都是不世之功。不仅如此，曾国藩在早年就立下了“成圣”的志向，对自己的言论、著述相当用心。这就使一切有志于达成“三不朽”目标的近代中国精英，把这位晚清重臣当成了最鲜活也最熟悉的榜样。“曾国藩情结”由此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曾国藩庞大的幕府班底和门生队伍，是否也对这种情结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宏杰：门生故旧对曾国藩“完人”形象的包装和宣传，并非出自曾氏生前的设计，但的确和他的个人作风有关。晚清名臣中，李鸿章和曾国藩同样以“事功”著称。但曾国藩从很早起就注重培养替手和接班人，以使自己的事业在身故之后仍能存续。而李鸿章虽然在身前获得许多恭维，死后却被众人群起而攻之，反差明显。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以两类人对他的形象加成作用最大。一是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后起之秀，这些人曾经服务于他帐下，日后又成为一方大员，继承了曾的事功衣钵。其中除左宗棠等少数人后来和曾国藩交恶外，大部分都感念曾国藩早年的影响，这就为“曾国藩情结”提供了鲜活的人证。另外，曾国藩还喜爱延揽文学之士，如吴汝纶、黎庶昌等。这些幕客在他身故之后，为他精心编纂了年谱，又替他印行文集。久而久之，“治军理政必自曾国藩处取经”就成为从清末到民国的一股流行风潮。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推崇曾国藩的蔡锷还在编纂《曾胡（林翼）治兵语录》，这部书对蒋介石的军事生涯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另外，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在订立军纪、推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参考过曾国藩的经验。这对曾的地位又是一种助推。
1868年初，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衙门会见即将代表清廷出使欧洲的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翻拍图）
三联生活周刊：但从单纯地推崇曾国藩到严肃、全面地对他的生平进行研究，其间似乎经历过一系列波折？
张宏杰：1949年之后，曾国藩在公众话语中的形象一度急转直下，由“当世完人”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代表”。在史学界普遍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质之后，对曾国藩的定位当然也就变成了批判的对象。尽管晚年毛泽东曾经指出，“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是中国封建专制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但他同时也定性说“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这就给研究曾国藩问题划了一道红线。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拜访过曾氏家族的一位后人，据他说，自己在中年以前从未读过《曾国藩家书》，家中长辈也刻意避免提及这位形象复杂的先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变成了一个有历史原罪的人物。
改革开放之后，对曾国藩相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限制逐渐放松。1986年，湖南出版界的前辈钟叔河先生力排众议，编辑出版了《曾国藩教子书》，使曾国藩其人得以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但在同一时期朱东安先生撰写的《曾国藩传》（1985）中，依然能看到阶级史观的影响：朱先生以扎实的史料和深入的考辨对曾国藩的一生功业做了梳理，但在做结论时遵循的仍是既定立场，对人物持否定看法。这也代表当时史学界的一般态度。不过在那之后，发生了一个影响相当深远的事件：作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的重点项目，岳麓书社在1984～1994年陆续出版了经过点校的30册《曾国藩全集》，随后在1995年又一次性推出了套装本。和同类型的文集相比，这套书的价格要便宜得多，普通研究者也可以很方便地拥有，这就为曾国藩研究的规模化创造了可能。以这套书的出版为契机，曾国藩的家书、信稿、日记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不断推出，加上参与过《全集》编辑工作的唐浩明先生撰写的三卷本历史小说的问世，最终造成了9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出版界的“曾国藩热”。尽管相关主题的书籍依然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但曾国藩毕竟重新成为大众文化的焦点。
王浩辉创作的油画《敕治两江》翻拍图
“中国式力量”的潜力与局限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出版的《曾国藩传》是你关于这位晚清重臣的第六本专著，也是涵盖内容最广的一本。在这本书的自序里你提到，自己并不打算事无巨细地回顾曾国藩一生的种种事功，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对他心路历程的剖析上，尤其是对他一生“学做圣人”的解读。你认为曾氏的“成圣”，与前人二程或朱熹有什么不同？
张宏杰：传统儒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人在诞生之际都是天性本善、纯洁无瑕的，只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浸染才渐渐变坏，所以人人都可以有“成圣”之志。只要你坚持不懈地自我磨炼，朝着完满的道德目标去努力，最终总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个神话，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儒家又认为，所谓“圣人”掌握了万事万物背后的根本真理，可以恰到好处地处理一切事情：这同样是一种神话，是人类思维尚不成熟阶段的产物。因为把圣人的标准定得太高，对成圣的必然性又强调得过于极端，传统中国一系列以追求成圣为目标的名人，在精神上往往处于一种高度压抑和痛苦的状态，容易陷入严复所说的“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悖论：表面上底线设得特别高，实践中因为做不到，干脆就抛弃了底线，变成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
作为在儒家伦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传统读书人，曾国藩同样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他这个人心眼比较实，在修身方面比同僚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但在40多岁还乡编练湘军之后，他过去笃信的道德信条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挑战：一方面，空泛的教条远不足以应对练兵、筹饷中出现的复杂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湖南地方官场对这位“空降”下来的京官也多有排斥，彼此格格不入。在困境中，曾国藩开始对他的道德哲学进行调整，生发出了对“圣人”标准以及“成圣”可能性的新看法，这在当时都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中年以前，曾国藩和历代儒生一样都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面，自视为忠君报国的唯一典范，认定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转变之后，他意识到一众同僚虽然各怀私心，但行事立身同样不无可取之处，应当以宽容心视之，以“恕德”待之，不可将自己的修身之法轻易强加于人。另外，欲成大事，必须做出妥协。所以当他成为一方大员之后，也请客吃饭，也送礼行贿，也建小金库，可以说同样有“作伪”之举。但他毕竟不曾“终于无耻”，真正维持了外圆内方的本色。到去世为止，曾国藩的小金库主要拿来作为官场应酬打点之用，不曾贪墨一分在个人享受上。和理学家的不近人情相比，这种“圣人观”变得更有弹性、也更富于包容色彩了。
晚年曾国藩曾经有过一番由衷的感慨：没有人能做到一辈子从生至死都是圣人；如孔子所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可”。一时能行圣人之迹，即是进入了圣人状态，便可以称为“成圣”。以“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同时不讲求过高之理，是这位出身湖南乡间、早年科举落榜过七次的晚清名臣基于个人经历总结出的“成圣”之道，其中也包含了对人性固有弱点的认知和接纳。
三联生活周刊：但晚清面临的毕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这套传统的中国式道德哲学，是否足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变化呢？
张宏杰：关于这个问题，应当看到两个方面：一是曾国藩身上体现的传统文化在面对新挑战时展现出的灵活性和生命力，可以称之为“中国式力量”，至今仍有正面价值；二是传统文化毕竟也有它无法突破的局限。
作为晚清洋务重臣之一，曾国藩曾经基于他的道德哲学和实践经验，提出过三条质朴而有见地的意见。一是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也应当“以诚相待”、平等视之，而不是将对方当作不识礼教的蛮夷。在这一点上，他对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玩弄羁縻之术、拘泥于觐见礼仪之类小节的愚昧主张感到深恶痛绝。二是对外谈判中，涉及国家利益之处务必据理力争；但一旦条约缔结，就必须严格遵守。诸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天津条约》先接受后又反悔的做法，就尤为不可取。三是对外交往须争大处，不必争小处。1863年的阿思本舰队事件中，曾国藩宁可蒙受财政损失，也拒不接受英方插手中国新式海军指挥权的企图。但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后是否接受外国使节驻京以及是否应当要求其行跪拜之礼的问题上，他就比较无所谓。
这三条意见，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浅显的常识，但在清末要加以倡导和践行却要冒巨大的风险。1870年天津教案交涉中，曾国藩临危受命，力主从实查明真相，严惩相关当事人，以安抚洋人人心，结果引发轩然大波。一时间，朝野上下“谤诽纷纷，举国欲杀”，都认为是丧权辱国之举，连曾本人也在私信中自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郁郁而终。日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告诉慈禧太后，父亲这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也是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以“成圣”自期的曾国藩，日益觉察到清政府已然不可救药。他对慈禧太后在祺祥政变之后给予自己的信任一度心存感激，但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却发现连太后也相信洋人会“剜眼挖心”之类的荒诞谣言，并且不惜牺牲重臣来平息物议。这显示慈禧虽然精于权术，却完全不具备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所需的知识和能力。这使得曾国藩不禁哀叹自己已“补救无术，日暮道穷”。这位勤勉一生的人物，终究没能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成为儒家精神世界崩溃前夜最后的回光返照。
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史料展上展出的曾国藩生前书信
公众需要更优质的历史普及著作
三联生活周刊：自清末以来，对曾国藩的一大非议便是他以汉人之身为满清奔走驱策，似乎有悖于血统归属。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张宏杰：这类说法，无疑是对历史人物缺乏同情之理解。曾国藩出生于19世纪初，当时满清入主中原已经超过150年，所谓“华夷之分”早已不是中国社会最突出和最迫切的矛盾。相反，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将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定义为“慰孔孟人伦之隐痛”的文化战争，认定自己正在从事的是“扶持名教”、“讨暴虐无赖之贼”的重大事业，这本身就是儒家伦理推演出的结论，也是当时大部分汉人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一代儒生出身的汉族官僚，对满清政权依然有着极强的认同感，这一点不能用现代民族观念加以忖度。
正是因为曾国藩自认为手握“大义名分”，他在创建湘军时，同样是以“忠义血性”作为号召。“忠”，自然是指忠于清朝皇帝，当时国家的合法统治者。湘军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便是源自这种道德凭靠。假如曾国藩一待太平天国被镇压，立即举兵反清，结果很可能会和弟弟曾国荃一道变成孤家寡人，遭全天下共讨之。因为继他们而起的汉族地方大员，无论是左宗棠、胡林翼还是李鸿章，同样也是儒生出身，也认同儒家纲常，绝不可能起而效之。所以野史反复渲染的曾国藩本可以取满清皇帝而代之的情节，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根本没有兑现的可能。对这类子虚乌有的事迹一再津津乐道，实际上是不懂曾国藩，更不懂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但我注意到，你的这部新作《曾国藩传》似乎并没有事无巨细地去指摘和批驳每一种流言，也没有采用典型学术著作那种逐段还原主人公生平一切事迹的笔法，而是显得更加口语化、更易于传播。
张宏杰：关于历史写作的文风问题，我在撰写之前五部与曾国藩有关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修订的过程中，越发感到学术语言其实可以转换成更通俗的表达，以减少读者尤其是非专业读者可能遇到的障碍。今天我们的历史写作在许多时候走入了一个误区，似乎认为要追求“深度”就必须写得让人一眼无法看懂，其实大可不必。另外，专业研究者在从事历史写作时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自己苦心搜罗到了一系列案例和细节，哪一处都舍不得放弃，结果伤害了表达的流畅性，变得啰唆拖沓。
专门的学术研究和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存在很大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就没有向后者学习的地方。大众对于既符合本来史实又易于传播的历史作品，始终是有需求的。在这方面，学界中人理应做出更大努力，提供更优质的产出物。
三联生活周刊：但具体到出版界的“曾国藩热”，其中大部分作品的质量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
张宏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曾国藩热”，总体上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书籍出版数量特别多，二是平均质量比较差。今天到任何一家书店去看，关于曾国藩的各类出版物可能有整整一两架那么多。但其中除去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以及唐浩明先生的三卷本历史小说等数种作品比较见功力外，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甚至互相抄袭的速成品。在这些作品里，曾国藩时而被刻画成厚黑学的代表，时而被当作庸俗成功学的范例，许多描述和附会与真实历史完全相悖。
在这方面，历史小说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尤其需要严肃看待。一方面，能获得大众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历史小说一般都有结构合理、文笔优美、人物性格突出等优点；另一方面，大部分小说家毕竟没有经过专业的史学训练，在把握材料的真实性，包括甄别流言和阴谋论时能力存在欠缺，这就有可能对读者带来进一步的误导。因为经过剪辑和歪曲的段子，往往会比真相更易于传播，受众的历史知识结构随之也就遭受了混淆和困扰。毕竟，不是所有历史小说家都具备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时的功力，可以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实地走访再审慎下笔。因此，具备史学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实在应当为大众历史写作和出版再多出几分力。毕竟在我看来，把历史作品写得通俗好读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稀缺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