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拜上帝会”，大力发展会众。
洪秀全自行洗礼后，就一心投入研习《劝世良言》和自我修行的宗教事业。随后，他劝说他的好友、也是广东客家人的冯云山信奉了基督教，他的亲戚和家人也相继成为信徒。其中有比他小九岁的族弟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中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世纪40年代的广东，这几个形单影只的、自行施洗的基督教徒，开始了其虔诚的传教事业。他们首先将乡里附近寺庙中的塑像捣毁，将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使得洪秀全很快失去了私塾教师的职位，被乡绅势力目为大逆不道。他们遵照《圣经》中所说的“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指导，开始外出，前往邻近地区和广西传教。几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家乡，在重修教业的同时，开始自己编写传教著作，他从《圣经》和儒家四书五经的代表作《礼记?礼运》等经典中汲取思想素材，写出《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成为拜上帝教最初的文献。与此同时，冯云山则继续在广西传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组织起了拜上帝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向美国南方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牧师学习《圣经》，并借此了解基督教礼仪与教会组织的知识。这是洪秀全首次有机会全面阅读《圣经》并直接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这对他在宗教思想上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三个月后，洪秀全离开广州，前往广西寻找冯云山。而这个时候，由于冯云山卓有成效的工作，广西拜上帝会的信徒已经达到三千多人，在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贫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户。这些早期成员中，有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从宗教的组织体系来看，洪秀全作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被公认为首领。而冯云山被称为上帝的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韦昌辉为第五子，杨宣娇为第六女、其夫萧朝贵为妹夫，石达开为第七子。这一依附于上帝的“神圣家族”形成了。组织核心的形成为拜上帝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洪秀全也开始进行一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他模仿《摩西十诫》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作为会众的戒律。
拜上帝会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以后，开始大力发展会众。组织初期的活动还局限于正常社会秩序的范围，但其拆毁庙宇、砸倒偶像的行为，触动了地方乡绅的利益。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广西紫荆山乡绅王作新带人抓捕四处传教的冯云山，并到官府控告其“迷惑乡民，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桂平知县为免事端，将双方斥责了一通了事，但决定以“无籍游荡”之名将冯云山押解回广东花县原籍管束。冯云山在递解途中充分发挥了自己雄辩的口才，他与押解他的两个差役谈论敬拜上帝，走了没有几里地，两个差役即决定皈依上帝，并护送冯云山一起返回紫荆山，接受洗礼，成为信徒。地方乡绅与团练的逼迫，使得拜上帝会开始转向密谋起义，建立天国。洪秀全也通过撰写《原道觉世训》等文献，在理论上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一切妖魔邪神的代表“阎罗妖”，并严厉谴责历代帝王僭称为“帝”的罪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统治政府。此后，“阎罗妖”即成为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称谓。
正是在这个远离清朝政治中心、人民遭受疾苦最为惨重的地区，洪秀全及其同伴的宗教事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道光二十九年到三十年（1849—1850年），广西发生大饥荒，更多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民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上帝，统一而有组织的生活为他们穷苦绝望的人生提供了光明的希望，他们甚至认为，信奉洋教便可不受官府的干预。到道光三十年，拜上帝会会众已经达到上万人，并且开始向广西桂平金田村聚集。六月，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将所得交到设在金田的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鱼宏亮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自《礼记?礼运》这一篇，以整个儒家学说中的完美社会为原本，并结合了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它忽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完美社会。这样的一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是虚幻的，在实践中往往带来更加有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总结人类社会上历次以空想为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得出来的一个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