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尖锐，动乱一触即发。
广东与广西这些清帝国最南方的地区，由于距离行政中枢最遥远、最晚被政府接管，所以相对来说，是对清朝统治认同感最为薄弱的地区。同样由于地缘的因素，又是与外洋贸易和接触最多的地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宁波、上海等五口开始通商，广东的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了生计。经济萧条给整个地区的人民带来雪上加霜的感觉，传统的族群矛盾从而激化。在广东，“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社会冲突开始尖锐化。
“客家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是南宋，由于金人军事打击而退守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民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很难与当地人民融合，被称为“客家人”，他们是当地社会的外来集团。“客家”家族、村庄与本地村庄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许多客家人皈依了基督教，而许多本地人则保持着祖先、偶像和神灵崇拜，宗教的冲突加剧了土、客民之间的矛盾，也加强了客民村社的凝聚力。
宗教是人们信仰的反映。土、客民的社会矛盾尚未酝酿出一种反政府的总体行动。但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南方地区经济上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中英《南京条约》并没有涉及关于鸦片的内容。一场以鸦片贸易为开端的战争，最终结果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围。所以，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鸦片进口从战争初期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三万三千箱上升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九箱，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一千万两以上。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扰乱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秩序。由于普通百姓都是以铜钱作为通货，加上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濒临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增加到4.3亿，但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因为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急剧下降的同时，土地还在向少数富人、旗人以及官庄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有60%—90%的人处于无地状态。无地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充当苦力，甚至出海寻求生计。
这样一个流民群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活动也活跃起来。民生艰难与官府的腐败，为天地会等发动叛乱提供了契机。正如天地会张贴的《万大洪告示》所说的那样：“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在这种背景下，抗租、抗粮、叛乱等活动开始频繁爆发。
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事业都依赖行政体制的效率。在行政效率较高的时期，社会救助、赈济贫困等事业尚能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在政治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的时期，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天灾与人祸总是密切相连。鸦片战争前后，几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华大地肆虐。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河南严重干旱；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发生大水灾，广西发生大饥荒；而咸丰二年（1852年），山东境内的黄河改道淹没了大片村社与良田。几百万人遭受灾害，损失严重，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了私囊。灾民们流离失所，愤怒而绝望。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整个社会其实已经像个大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清朝军队的无能暴露无遗。但基层民众在三元里抗英以及广州“反入城”的斗争中却爆发了强大的力量，导致当时广东地区流传着“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谣。天地会在广东、白莲教在湖南等地发动起义，有大量百姓支持、依附，正是这种社会矛盾的真实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