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试不中的洪秀全。
嘉庆十九年（1814年）一月一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西北部一个小村庄的普通客家农户家庭。按照家族起名的排行，家人给他起名为洪仁坤，小名为火秀。洪秀全这个名字是他成年成为基督徒后改的，据说是因为“秀全”两个字拆开后为“禾乃人王”，与粤语“我乃人王”发音相近。洪秀全的父亲叫洪镜扬，是个正直而勤劳的农民。七岁的时候洪秀全进入私塾，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几年下来即“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古文……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学业上的成就使得家族和乡里对洪秀全未来取得功名抱着很高的期望。洪秀全在幼年时代即成为家族的骄傲，这使得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非常自负的性格，为人跋扈，并且脾气暴躁。
洪秀全成年后，先后四次前往广州参加科举的最低一级——生员的考试。洪秀全四次都以童生的身份参加秀才试，最终连最低一级的功名都没有取得。这对于自幼被家族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来说，心理上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二十二岁的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参加府试的时候，经历了两件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他从小就学习的经书《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段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的特点是公有制，人们没有私产，也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的抚养。这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设想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三代”的社会制度，是古人头脑中虚拟的理想社会。这种完美的理想制度虽然不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但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参照物，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完美的社会理想，往往会成为处于动乱时代流离失所困境中的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国，也容易成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失意人士的思想寄托。对于他们来说，“大同”社会既是理想，又是武器。《礼记》中的这段话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实践，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与其有着深层联系。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洪秀全在广州遇到两位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其中一位叫史蒂文斯，他身穿一件长袍，蓄着长须。他们递给了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因考试失败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携带着这本分为九章的小册子，回到了家乡。
就在洪秀全第二次参加府试失意而归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令清朝中央头痛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禁止鸦片贸易。弛禁与严禁两种意见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二月，邓廷桢出任两广总督，接到道光皇帝的谕旨命令剿灭鸦片。邓廷桢立即展开卓有成效的行动，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清朝官方对于这个王朝的未来只是有隐约的担忧，立即到来的危险尚没有人能够觉察。而洪秀全这一类底层士人，正专注于获取功名的科举考试，虽然接连遭遇失败，但并没有什么理由让其放弃。谁不是这样呢？广州与他同一时间在科场上奋斗的还有另外一个叫朱次琦的年轻人，这年他二十九岁，已经获取了生员的资格，正在为考中举人参加乡试而挑灯夜读。朱次琦日后成了公羊派经学的著名学者，康有为正是跟随他学习了“大同”社会的学说。
“大同”学说所具有的革命性，我们可以从此看出一个端倪。叛逆的火种开始在人们的思想中萦绕，它需要的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和机会。具有决绝的行动能力的人往往会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只是专注于思想的人往往倾向于设计改良的蓝图。
道光十七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参加府试。在之前的县试中，他再次高列榜上。但是这次府试他还是名落孙山。这次落第对洪秀全的精神打击很大，导致他得了大病，不得不雇用两名精壮的轿夫于清明节这一天将其抬回家里。在这场断断续续的昏迷大病中，他身上发生了奇怪的“异象”：他开始不断做梦，梦见有人将他抬到一个光明华丽的地方，有“天母”引领他到河边沐浴，说：“我儿，你在凡界身体弄脏了，让我给你到河中洗涤，然后再去见你父。”有许多年长的圣者将他引入一个大宫殿，进行换取心肝五脏的手术。最后他终于来到天庭，见一身穿乌龙袍、蓄着金色胡须的长者赐予他一柄斩妖宝剑和一方斩妖玺。他还遇到了一位他称为长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斩灭妖魔。洪秀全还看到孔子在向天父忏悔罪孽。在这种神智昏迷的幻觉中，洪秀全病了四十多天。偶尔清醒的时候，则头发直竖径自奔向其父身边，鞠躬说道：“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所有。”有时候他会起身在室内走动，大呼“斩妖！斩妖！”
研究洪秀全幻觉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洪秀全梦中的那位金色长须的老者肯定是他前一年在广州碰到的那位传教士的形象，而四十天的昏迷与耶稣在旷野中经受考验的经历相对应，由此可看出，洪秀全回家后认真研读过传教士发给他的《劝世良言》，那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在他心理底层留下了影响。有学者指出，考试落第产生的巨大失望、悲苦、怨恨、羞耻等情绪的强烈刺激，使得洪秀全患了一场“急性精神病”。但是通过这种幻觉，洪秀全从心理上洗刷了屡次不第的耻辱，并从“天上至尊的老人”那里取得了对“全世之人”的统治权，这对于一个追求功名的士子来说，不啻一种心理安慰。
洪秀全从这场大病中康复后，性格和体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性情变得温和、友善和宽容，步伐似乎也更稳健，而身材变得比原来高大。梦中的异象和经历，被人当作“疯人的行为”逐渐淡忘。洪秀全继续在乡村中做私塾的老师，直到六年后，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赴广州参加府试。遗憾的是，洪秀全再次落第。经历过前一次的大病，这一次洪秀全平静了许多，只是愤然发誓，不再参加清朝科举，而是发出了“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的惊人豪言。回家后，洪秀全继续其教书的生涯。有一天，他的表兄偶然看到七年前得到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读后对此书大加赞赏，认为“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洪秀全再次认真研读《劝世良言》，并将书中所说内容与自己六年前的梦幻联系起来，才恍然大悟赐给他宝剑的至尊老人，就是要他斩妖除魔、除去世间不平痛苦的天父上帝，而教他如何斩妖的中年人就是救世主耶稣，他自己便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这样，一种新的“三位一体”就诞生了。洪秀全无疑成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言人，上帝还明确授权其统治世间的众生——兄弟姐妹。洪秀全认为庙宇中的各种偶像无疑就是妖魔。洪秀全将几年前梦中的幻觉与《劝世良言》中的宗教故事一一联系起来，为自己几年前的幻觉找到了合理的意义，同时也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他为这一启示欣喜若狂，于是和表兄李敬芳一起，按照《劝世良言》中描写的方法为自己做了洗礼，并向上帝宣誓不拜偶像和邪神。
对于一个在现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宗教性的顿悟和空想具有重要的调适作用。多年来的精神压抑与现实生活中的不断挫败感，开始扭转洪秀全的人生目标与自我实现的方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之际，正是广州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的时期。按照一年前签订的《南京条约》，五个口岸都应向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可以合法地进入这些开放口岸居住。但是广州居民坚决反对洋人入城居住，官府对民众的压制，加深了民众对清朝官僚体制的仇恨。这种仇恨扩散到民间各个阶层，也成为洪秀全思想转变为反叛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