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启示及其对未来趋势的基本评估
以上案例覆盖了（近）现代所有重要的国际秩序变迁，揭示了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要动因及其相互作用。秩序内权力分布的显著变化将导致秩序的显著变化，例如，德国的统一、美国在美洲的崛起、“东方阵营”内部核心国家的衰落。外来强大力量的介入会导致权力分布的显著变化，例如，东亚秩序的崩溃。秩序内部的基石性制度被颠覆，通常会导致秩序的显著变化，例如，“欧洲协调”的崩溃。而秩序的显著变迁确实也经常体现在某个秩序所覆盖的地理区域的收缩或者扩展上。
尽管这些案例不能为我们提供全部的答案，但它们展现的基本经验事实为我们思考国际秩序及其变迁提供了基本的参照。
第一，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的综合国力，包括引领科技进步的能力。
从美国相对顺利地将西班牙和英国逐出美洲而建立美国治下的美洲秩序来看，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英国经济总量的1.5倍，且英国还面临来自诸多方向的挑战。不仅如此,现代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技术层面的竞争。1840年，英国的经济总量远不及清王朝，但英国以工业时代的军事技术水平对抗清朝农业时代的军事技术水平,依靠坚船利炮在沿海轻易击败清王朝。而德国、苏联在综合国力到第二但却没有全面技术优势的情况下试图用武力或高度对抗的手段改变既有秩序，结果都失败了。
第二，国际秩序变迁不能依靠非和平手段。
既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有核心霸权国的国际秩序，拥有强大的“在位者优势”。而且，既有国际秩序一定有支持者，否则不可能出现和存续。这些支持者既包括霸权国与其盟友，也包括在该秩序下获益的其他行为体。既有秩序的支持者通常都会担心来自新霸权国的报复，不会主动“倒向”新的秩序。更何况，尽管新秩序可能会给许多国家带来更多的福利，但这并不确定，绝大部分国家不会为不确定的目标付出代价。基于此，既有国际秩序发生显著改变至少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秩序中的核心国家出现严重战略失误或者是秩序内部发生大的灾难，导致整个国际社会认为既有秩序已经“失序”。另一个是现有核心领导国家国力大为衰减。
第三，国际秩序变迁需要足够多的重要国家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大经济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德遭受重创，英国经济几乎崩溃，美国成为所有其他主要国家的债主。英国欠美国45亿美元，法国欠美国35亿美元，意大利欠美国18亿美元，而苏联也需要依靠美国的“饥荒救济”。除海军之外，英国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美国匹敌。但英国和法国仍认定自己拥有可以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最终主导了《凡尔赛和约》谈判，使得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中，美国仅取得与英国同等的地位。相比之下，二战后的欧洲则因别无选择而对美国给予了支持。1945年，美国的经济规模不仅已经超过了英法苏德的总和，且人均ＧＤＰ也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秩序的主导是欧洲支持的结果。
第四，国际秩序的塑造需要遵循从本地区到全球的路径。
尽管众多美国精英很早就认定美国应该是一个全球大国，但19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其他区域的干预仍是相对谨慎的。日俄战争后，西奥多·罗斯福甚至仍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以换取日本对菲律宾等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安全保证。因为地理仍旧是一个极重要的约束力量，能力的投射受到地理距离的极大约束。而稳固的地区（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如果一个国家所在的地区内耗不断，它必将无力应对其他地区事务。另外，挑战其他地区可能已经存在的秩序及其重要的地区大国可能陷入困境。更何况，一个在本地区都不能建立稳定秩序的国家难以赢得其他地区国家的认同。
第五，国际秩序变迁的主导国必须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
制度是规则化了的思想或者观念。因此，一个行为体要想让国际秩序向更好的方向变化，就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基于这些思想的制度还必须能够确实改善其他国家的某些福利。主权、领土完整、共和政体、民族主义、去殖民化、建立国联或联合国以获得集体安全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理念，共同构成了当今国际秩序的基石性规则。当然，有吸引力的思想不一定来自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基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领导力和基于思想的“知识性领导力”可以不重合。因此，如果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一个国家再强大，其对国际秩序中的制度影响可能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当下的国际秩序变迁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毕竟，这一源于二战、在冷战后得到扩张的秩序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制度化的国际秩序，其核心理念和思想基本都来自西方。
除此之外，历史案例还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其一，任何一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都是需要成本的。美国致力于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和苏联对华约国家以及中国等国的支援与补贴都是这种代价的体现。除上述物质成本外，还有时间成本，这种成本显现得相对缓慢。比如，早已发生的英国制造业的衰弱和近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可能都是维持秩序的长远代价的体现。总之，对于秩序中的核心国家来说，秩序所带来的并非都符合其自身利益。
其二，基本稳固的国内支持是主导国际秩序变迁的必要条件。一战后，美国国内对塑造国际秩序仍缺乏共识，“孤立主义”依然有巨大影响，最终导致美国连自己发起的国际联盟都没有加入。而二战结束时，美国国内则形成了介入世界事务的稳固共识，“孤立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市场。
其三，正确的大趋势研判是必要的。任何行为体要想在国际系统这样一个复杂系统中赢得优势，必须对系统中的大趋势，特别是涌现性的大趋势有大致正确的判断。当然，还应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系统中，很少有结果是由一个行为体的意图所决定的。
以之为依据，对冷战后开启的现有国际秩序可以做出以下评估。首先，现有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接近全球性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此前的国际秩序其实都是地区性的国际秩序。但即便是今天这个最为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也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国际秩序。其次，直到2008年前，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支撑仍主要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西欧和日本。再次，现有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制度化且制度内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秩序。现有国际秩序的制度覆盖了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绝大部分领域，并成为国家理念的一部分。有鉴于此，现有国际秩序将持续其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趋势。特朗普和欧洲右翼势力的兴起都只能放缓，却难以阻止或根本逆转这一趋势。尽管国家间的竞争、强权政治都将会持续，但大规模征服性战争的可能性将是非常小的。现有国际秩序不可能退回到一战或二战前的“丛林世界”，且将越来越地区化。其主要动因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同一个地区内的国家越来越重视区域内合作和一体化。因此，地区秩序的构建是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部分。而如果国际秩序越来越地区化，那么不同地区间的合作和协调将会越来越重要。最后，关于国际秩序具体制度的理念竞争将会更加“百家争鸣”，而不再是完全由来自西方的行为体所全面主导。不同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将在各自有一定优势的领域，更加积极地争取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席之地。
还需要强调的是，对未来国际秩序变迁的趋势判断还有几个关键变数。一个是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向何处去？特朗普和奥巴马、希拉里等，在维护美国的霸权领导地位这一目标上并无本质不同。特朗普并不是要放弃领导世界，而是要重整旗鼓，以更小的成本和代价来维持美国的超强国力和世界地位，并减少其领导地位所带来的成本和损耗。另一个关键变数是欧洲的走向。在英国脱欧以及反对欧盟的民粹主义在其他一些欧盟国家兴起之后，不少学者认为欧盟不仅遭遇空前危机，而且可能最终解体。但我们还须看到的是，欧盟是欧洲各国人民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杀戮之后所致力的一项宏伟工程，认为欧盟会轻易放弃的观点可能过于轻率。如果欧盟和美国能够重新找到一个平衡，也许西方世界对国际秩序的总体影响并不会有大幅度的削弱。再者，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否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并且积极参与到国际秩序中的制度制定过程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中西方与非西方权力及观念的相对比例。但总体来说，在可见的时间范围内，现有国际秩序的变迁恐怕仍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