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众多文献在总结什么？基于哪些视角？
基于以上对理论与经验的认识，观察目前海内外对“中国奇迹”的总结文献，左图右史，不计其数。稍细分析，首先，可分为理论和经验两大类;其次，即使是理论文献，同样还可从经济学说史上不同学派角度进行细分。
1.在经验性总结方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等人曾领衔撰写的近百万字巨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是一部代表性著作。尽管此类由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验的书籍很多很多，可以说这本著作是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中一本极有分量的经验性巨著。因为它是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就中国经济中长期战略和“十二五”规划进行的研究。
该书汇集了来自全球20多位不同国际著名机构、拥有不同经验背景的顶级经济学家。研究初稿征求了国内众多部门负责人与著名经济学家，最后送达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建议)起草组成员征求意见。起草组是一个以总理和副总理为首的极为重要的宏大团队，有70多位部长和专家学者……。
这本书尽管有理论的实证，重点仍是从经验、从政策角度进行总结。对“中国奇迹”的总结重点落脚在“中国经验”的总结，归结为5条：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维护了宏观经济稳定;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
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奇迹”的经验，与二战后25年或更长时间内维持GDP年均增长7%以及甚至超过7%持续增长的、分布在亚、非、拉各洲的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该书作者是想竭力说明这五条集中了中国几十年成功的经验，是可供他国参照的宝贵经验。而且，其中第五条“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的内容，明显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极不赞同的，也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关于增长和发展理论建模中不可能出现的要素。
“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是“中国奇迹”的一项重要经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国内关于经验总结文献更多。如刘鹤曾总结了“中国奇迹”的六条经验：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金融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而作为党的重大决议的总结，一个重要线索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节点上，党中央都发布了经集体讨论、反复推敲的重大经验性的总结文献。
2018年12月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将我们“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概括为九个坚持：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对“中国奇迹”经验的认识肯定远不限于以上所述，但从斯宾塞等和刘鹤的总结中已可明显看出，总结“中国奇迹”的重点，首先是经验而不是理论。他们的总结不是创新新的知识概念和思想体系(抑或马克思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或其他学术流派)，而是基于前人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阐述中国创造奇迹的具体原因。
其次，在经验分析中主要在讲经济，然而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经济学领域。斯宾塞的第五条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刘鹤的六条中除第二、三条讲经济外，其他的是从政治、社会、政府、文化等方面阐述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两文的经验总结既不限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不完全限于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倒是可以说有意无意地落入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关于“两个基本关系”的经济学说，或落入了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经济是嵌入社会”“经济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的分析框架中(波兰尼，2001)。这正恰如熊彼特所说：“典型的经济学家和典型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就进入了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了。
近期，在中国社科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智库论坛”上，张卓元(2018)回顾了40年来改革主线是企业改革主线？价格改革主线？还是企业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两条主线共同推动？依其内容可观察到，这类文献重在改革逻辑的总结，阐述改革阶段的演变、改革重点和策略的选择。当然不排除在偏重于经验总结时在改革政策与策略取舍背后有零星思想的阐述。因此，这篇文献总体上可归类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
2.在理论学术总结方面。
在这方面，有被海内外文献高频引用、荣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创新M-U型组织理论的钱颖一、许成钢，他们以中国伟大实践为案例，去求证、发展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当然，基于西方主流分析框架的总结文献远不限于此，还有张军、王永钦、宋铮等等很多学者的大量文献。这一类文献是当前最“大众”的，即基本上都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或去求证现代经济学、或在改变某些假设条件后去丰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容。
在被西方现代经济学视为非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国内的理论总结文献是相当活跃且相当多。有的偏重求证、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如程恩富、张宇、马艳等)，有的偏重于德国历史学派、国家经济学(如何新、高德步等)，有的偏重于奥地利学派(如张维迎、冯兴元等)，有的偏重于转轨、过渡经济学(如樊纲、张宇燕等)，有的偏重于新制度经济学(如张五常、盛洪等)，有的偏重于演化动态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综合(如贾根良、杨虎涛等)，有的偏重于创新复杂科学经济学(如陈平、沈华嵩等)，有的偏重于创新结构经济学当然从思想流派渊源看，新结构经济学主要仍可归属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林毅夫等)，还有以更宽的历史视角，偏重于经济、社会、精神跨学科综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汪丁丁等)。
其中，在马克思经济学创新方面，还有一批学者认为，当前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40年的伟大实践，同时也看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滞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长期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而被认为游离于现实，只能务虚，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输的性质”“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旧范式的阴影”。
姚洋、史正富、孟捷等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并不能满足于解释、服务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和现实运行，要发展、丰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探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和汪丁丁所提的“新政治经济学”概念内涵是不同的)。
在此，还必须突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曾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不是仅仅单纯从事理论创新，而是“问题导向”的。他们立足于中国、根植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重点投身于研究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重大的政策、制度问题，并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的创新。从1979年开展“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开始，到于祖尧在国内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苏星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等，这些标志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到今天，人们开始了既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包括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探索(程恩富，2005)。出现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多种提法。在这些学者那里，始终如一地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理论上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同时积极探索当代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这一点与上述姚洋、史正富、孟捷等学者探索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有相似之处，都是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脉络出发，不过这批学者的明显特征更是“问题导向”。紧贴中国现实问题，紧扣阻碍中国民富国强中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其研究往往多是既指出了应该干什么(目标)、怎么干(选择什么战略与政策)，又指出了为什么这么干的理由(思想)。
他们尽管没能像马克思、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大家那样提出具有宏大的“范式革命”性质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贡献了智慧，同时对推动40年“中国奇迹”的形成以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制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0年来，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近期的代表有马洪、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严格说既不属于纯理论总结，也不属于纯经验总结，将其归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转轨政策史较妥。之所以说“较妥”，是因为相关文献中的重点是通过比较中外经济史、转轨政策史的宏大历史叙述，探索“中国奇迹”的秘诀。有的力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从“中国奇迹”逐步形成、演化的逻辑出发，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及其衍生物——华盛顿共识与新制度经济学过程中，回归、修正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并进行理论创新。典型的，如文一(2016)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其叙述的方法是经济史与理论创新的“结合”。
纯就“胚胎发育”中的“思想性”而言，是偏重于学术理论，但是叙述的重点、大量的篇幅，突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转轨阶段的经济政策演变上。从叙述的政策内容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范式及其渊源“影子”，该书并没有探索从“胚胎发育”到胚胎发育“结束后”是否有另外什么独立的“范式”框架和理论内容的意志。就该书大量的引文与思想看，似仍为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力图丰富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然而，若就片段的转型经济学(罗兰，2000)内容看，又不失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可否被包含在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中？
另外，还需补充的是，相对于理论经济学对“中国奇迹”的总结，学界在应用经济学的众多领域的理论性总结文献，则是更多更多。只是因篇幅关系，本文未能一一概括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