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结中分歧为何那么大？
为什么对“中国奇迹”总结的学术视角如此多维，结论分歧如此之大？同时，在海外对于中国奇迹理论创新的期许，却又是出现如此相反的意见。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鼓励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相反，另一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中国增长能否创新理论却不屑一顾，不认为有什么理论可探索。为什么？要解答此问题，或许需从经济理论范式本身、研究对象、范围与内容的角度说起。
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图片来源：网络）
(一)未能真正区别理论总结与经验总结的差异
这是形成目前总结文献分歧、争论较大的首要原因。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目的，本应遵守不同的认知思维及其叙述方法。
首先，目前一些总结文献在理论总结还是经验总结的前置定位上含混不清。其中，有些作者似乎是认识到这一点，但文中逻辑并未贯穿始终。具体表现在：有的似是理论总结实为经验总结;有的说是经验总结反而却又夹杂过多不必要的“硬搭”的理论阐述;有的是经验总结，却缺乏事物表象因果关系的阐述，而是改革策略、改革阶段、改革逻辑演化的平推式描述，以至可归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
其次，说是理论总结，但对其学术分析框架、思想学说流派脉络和逻辑演绎交代不清，缺少学术流派的“痕迹”。或者说不清在哪位巨人的肩上向前迈出了什么样的一步，创造了什么。仅仅是用了中国材料、作出某些假设条件改变后，对某前人的理论结论，至多进行了实证而已。
再次，理论总结固然可以不承袭前人某一学说流派而进行独立“范式”革命性的理论创新，但实际上在叙述中却是思想干瘪，或偶有新颖概念却没有整体的知识范畴;或有局部的道理、却无全局的道理，形不成概念体系，缺乏理论逻辑力的支撑。
最后，有些文章虽然也冠以“理论”之帽，叙述内容却多为用中国40年史料、政策进行实证的解释，仅是夹插一些干瘪的口号或理论字眼，写作手法又是经验之谈。凡此种种，造成“总结分歧”如此之多的结果，进一步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也可以说是造成“凡此种种”总结现象背后的认识原因。
(二)未认识到科学理论是发展的，主流理论并非是普适的
作为一种理论，不管是哪个领域的理论，如果称得上是科学的理论，其理论本身一定是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不停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最先借助于物理学这一自然科学思维进行经济学思维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经济学不断否定自身又不断丰富自身的历史。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所说，相对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可以说更是“处在青春期的早期。记住，当爱因斯坦发展物理学中的一般相对论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还在用模糊的词汇和粗糙的图表来互相交谈”。
具体说，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到产生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和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凯恩斯又对新古典的“革命”，紧接着货币主义又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以及伴随着新古典、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后来的后凯恩斯主义、演化经济学等各种被主流称为的“异端”，无时无刻地对其发起批判，其理论与政策的合理成分也在不断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
可以说“经济思想的历史是变革的历史。一个时期的非主流能够在另一个时期的主流中找到位置。”。即正是通过非主流经济学不断指出主流经济学的不足与缺陷，“给主流观点传授‘花粉’，使其保持正直诚实。”这一切已是经济学说史上公认的事实。如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及其在这一学派思想推动下，俾斯麦政府建立的全世界第一个社会福利系统，恰恰为后来笼罩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政府所接受，成为其重要的思想与政策来源(施穆勒，1949)。
即使在当今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的宏微观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也是在不停的争论中发展。从IS—LM模型到卢卡斯的“理论预期革命”，到“真实周期理论”;作为“理性人假设”这块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假设，也并非生来完美无缺，而是在不断地被否定、被修补。
在此方面最充分、最具讽刺的实证是，信息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的杰出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在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意味着在帮助原来经济学原理中干瘪的、高度抽象的、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丰满起来、具体起来、灵动起来。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某种理论、学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作为理论，理论一般是其本质要求。但是理论一般同样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其内容是变化的、发展的。这还说明，参照、发轫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经济学，是一门较晚生成、相对不成熟的科学。当下被人认为主流理论的内容，未必都是普适的内容。
理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这一检验不是一个国家、个别国家的检验，是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检验。典型的案例是，被赞为增长经济学研究前沿的、最近获得诺奖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和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性制度”“制度漂移”等思想，能完全解释中国增长奇迹和世界上其他“穷国富国”的增长问题？又具讽刺的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刚刚自豪地宣称：宏观经济学“对抗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被解决了”，2007年却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对此又如何解释？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海啸席卷全球（图片来源：网络）
同理，如何解释和刻画当今世界的危机现象？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凯恩斯的危机理论、还是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或者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这是一个仁者智者在无休止争议的问题。可见，在当今正处于学术争论远远大于学术稳定、纷纷呼吁经济学要反思、要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是否普适的问题，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
因此，肯定经济科学，并不意味对前人先辈的全部思想在不顾今天经济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去不打折扣地顶礼膜拜。同样，既然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不成熟的科学，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内容又未必全是普适的，那么就更不能简单地用主流经济理论作为唯一的标尺，去衡量旁人理论文献的正确与否，局限自己对他人理论是否具有创新的判断。特别是在当今，在海内外主流学术刊物欣赏优美数学建模形式文献并主导话语的时期，更需警惕对点滴的创新思想萌芽、观点乃至不成熟理论的嫌弃、疏忽甚至于采取排斥态度。应该看到，这恰恰是当今“中国奇迹”理论总结中不易达成共识所处的险要的学术环境。
(三)未认识到用不同标尺分析，存在反映不同经济世界的理论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从分解到综合集成的研究，才能较正确地把握被研究对象。因为，往往被研究的对象在被分解为一个一个“子系统”时发现的规律可视为真理，但在“众多”子系统相加为集合系统时，原有的真理未必就是真理了。如“生物圈是一组织层层嵌套的复杂系统体系，每个层次的生物系统都有其特殊的进化规律”。同样，牛顿定律之后的爱因斯坦新发现，并不意味否定了牛顿定律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真理性。
同样道理，将“中国奇迹”形成的动力、演化机制置于现代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资源配置理论、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学理，包括最新前沿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能完美解释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吗？固然，中国40年奇迹可以部分归结为不断追求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和罗默的“增长因子”，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肯定不是全部。那么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观察经济世界若同观察物理世界，无非是两个视角或问题：一是状态，二是过程。比如，新古典或现代经济学突出研究的是均衡，描述的是暂时的“状态”;奥地利学派重点研究的是时间，描述的是“过程”。总结中国40年的进程，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是转轨，是制度不停地演化;是非均衡，是一个不断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又从均衡走向非均衡的过程。
据此，似乎奥地利学派的学理更能贴近解释中国奇迹问题。然而在此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迄今又未出现为各派学者所信服的文献。因此，目前对“中国奇迹”的理论总结，学者中多数仍然偏重于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或从转轨和过渡经济学，或从新制度经济学，或从演化经济学、自组织理论中去纷纷找答案。
这些研究现象说明什么呢？
一是，客观经济世界是一个系统。系统是呈现结构状的，“结构”是复杂的，是多维的。选择不同的标尺去看经济世界，反映经济世界本质的理论肯定是不同的。形象地说，客观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是可以分层的，经济理论也一定是可以分层次的(在非理论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名下，众多的领域分类可以明显为例)。因此，反映结构经济世界中某一视角分析的某种经济理论是有一般性的，但未必是能反映全部经济世界内容或者以其他标尺所能看到的内容。
二是，以均衡为主要分析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反映了市场机制较成熟国家的运行“状态”，肯定难以完美解释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不成熟国家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处于高速追赶时的“动态”的“过程”。
三是，以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总结中国奇迹背后的理论，哪怕是“最现代”的、“最前沿”的，仍是囿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衍生的增长和发展经济学这一层级理论在寻找答案。然而，过去20多年内，在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带动下，非常热门的经济增长领域给全球学术界形成的客观印象是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在“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由此看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更没有理由去傲慢地排斥“非主流”对中国奇迹现象的理论思索。
笔者相信，以不同的标尺或视角看经济世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由此，对于一切试图对中国40年奇迹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人来说，倒是应敢于去大胆怀疑，不必在乎看主流理论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不管中国历经40年辉煌之后会出现何种变化，不管是被称为过去的经验还是未来可能会显露的教训，40年本身就是一口挖不尽的“理论深井”，能给理论创新的中国经济学人提供理论抽象的深厚基础。尽管一国经济的崛起未必一定能够产生影响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大家”，但是应该有信心看到，我们有独特的便利，有亲临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事实与经历，起码客观上给我们的创新思维提供了熟悉的土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今天，对“中国奇迹”秘诀未能形成较公认的解释原因，恰恰可能是人们囿于头脑中长期形成的思维导图，未发现新的“标尺”“视角”所致。也许是主流与非主流经济思想中的诸矛盾、诸亮点的融合，也许是理论创新中被人讥讽为理论“非自洽”、不成熟之处。这些是否恰恰是解释穷国变富、一国经济崛起秘密的理论种子和重要线索？
客观上，一个人口小国、非中心国家与一个人口大国、能冲击中心国家的穷国变富的过程相比，对世界经济运行与秩序的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反过来，这一影响对正在由穷国变富国的经济运行秩序同样在产生博弈性冲击。经济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大国发展模式”“大国模型”的讨论关于。此背景下，寻求增长秘诀或理论建模中的考量因子，现有现代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模型并不能覆盖。这一系列也许正是我国当前对“中国奇迹”理论总结中认识不易统一、分歧多多的一个未曾深入探究的重要原因。
40年的“中国奇迹”本身就是一口挖不尽的“理论深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四)不同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和语境，决定了“中国奇迹”会衍生出不同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在马克思、亚当·斯密、马歇尔那里，甚至在萨缪尔森教科书中，两者基本上被看作同义词(吴易风，1997)。但从学术脉络的承续发展看，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之路是越走越泛了。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研究的目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种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当今中国，提出并坚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出现了许多与马克思当时分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行所不同的现象。对此，理论上如何解释、发展？这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挑战。
学术界公认源自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国富论》研究的内容正如书名所诠释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国富论》对资本主义总体经济运行进行了完整刻画，实事求是地说，“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里，这是最全面的分析”。至此，以上两位巨匠的经济学研究尽管出发点、落脚点不一样，但研究的对象范围是总体，是总体经济的运行与国民财富的增长。
到了新古典的马歇尔那里，经济学研究对象发展成了“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突出了研究总体的基础——微观、个体。到了1932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发表了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在定义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进入了“演变的一个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是越来越泛，发展到研究歧视、犯罪、自杀、离婚等行为，出现了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称号的现象。加上后来经济学教育中出现的轻思想、轻理论、重数学工具倾向，最终导致2000年法国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要反思经济学、经济学要革命的口号。甚至在物理学界盛传这样一句奇葩的话：“若想拿诺贝尔奖，就去研究经济学”，极端讽刺了经济学到20世纪后越来越彻底数理化的倾向，认为只要数学好，就能拿诺贝尔奖，懂不懂经济学原理已不重要了(黄春兴，2015)。
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其他学术流派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有另外表述。仅以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相比，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决定了他们运用的概念体系、阐述的原理及其语境也不同。具体说，同一价值、资本等概念，在马克思、马歇尔及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总结中国40年奇迹理论时，由于作者有意无意往往受着自己头脑深处先入为主的某一理论、思想的支配或影响，运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学理方法，其结果是对“中国奇迹”这一同一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不同的理论阐述。因此，在不同的范式、概念和语境之下，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甚至互不服气的现象。可以说，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产生过多争议的一个突出原因。
因此，在当前，势必需要强调，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当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经济新发展的挑战。擅长研究“资源配置理论”的现代经济学，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由政府干预经济向市场机制过渡(转轨)中经济运行的“现状”与“演化”、非均衡与均衡间的更替等方面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