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置率：房地产问题已被道德化
最近央视连续数天播出了多期多集的房屋空置节目，有录像和户外调查，证明许多房子确实是空置的。我也看到几个数字，一个是说空置率很大，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后来又纠正，说这个数字不实。也有一个数字是说记者拍了很多黑灯。但我想知道这个调查想说明什么，很多朋友娶了媳妇不生孩子为了啥，你不能说结婚不生孩子就是空置，这是空置吗？我不知道记者想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房地产泡沫，还是说节能环保晚上不开灯，还是说投资结构不合理，还是想说明什么？
我觉得我们讨论房地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被更多地宽泛化，道德化。我注意到，最近一直在讨论空置，比如说屯地，捂盘，这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来看，这个词的说法就很奇怪。比如说大家没有生孩子，难道说是囤积女性吗？市场不好，你非要开发，这不是不讲道理吗？所以我是觉得，所有的讨论，都得建立在一个基点上，我们是在尊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之下来讨论，还是站在道德正义的角度上来讨论。你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看，最重要的，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合理了，你要改变，事实上也要尊重所有的投资人权利者的利益，保护竞争，淘汰落后，自由选择、自担风险、自主决策。
为什么最近企业不忙了，很简单，政府都帮我把事办完了。比如说买地，什么时候开发，政府做了，我们不派发叫做屯地，卖得快叫炒作，卖得慢叫捂盘。楼的大小大家都知道，90%、70%平米政府都定了。再有一个，房价政府定了，一房一价。我们拿预售证，一房一价，都是政府定的。再说房价高，跟企业没有关系，都是政府发的价。另外房地产的贷款，我们从银行贷的款，怎么付工程款，是银行定的，银行跟政府定的。怎么支付给工程队，是银行跟政府定。卖楼的钱30%放在建委，是政府管的，我们不需要管，政府替你管了。
很多公司账上的现金是不能动的，开发贷款是银行管，销售回款是政府管，你说这还叫市场经济吗？所以说今天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你们所看的，是谁来决定的，谁决定谁承担后果，现在不是企业决定的。最大的一个好处，所有的企业道德解套，因为政府都在管，现在是一房一价。北京所有新发的预售证每套价格都定明的，再说房价高跟企业没有关系。
昨天我去看一个项目，经理告诉我说，这个价钱是政府批的。后来我说真是绕路，这么大一圈，政府无所不能，权力这么大，三年前就制定一个价钱就完了，还绕出这么多事情来，大家的情感上都受伤害。
我们讨论所有房地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一点要清楚，你是维护充分竞争的市场，保护所有老百姓的居住权利，还是只是作为一个道德谴责去迎合瞬间的情绪发泄。这就需要领导者的智慧，需要一个领导者在整个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同时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的权利。你们想，再继续下去还会怎么样，企业融资也是政府办的，包括股票市场。所以说，企业能决定的事很少。今天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是“去市场化”最厉害的。所以说在房地产领域里，接下来就不需要企业家，也不需要企业了。就是所有最后的结果，使企业变成一个待工组织。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市场经济，如果你们喜欢市场经济，你们会赞同我的观点，如果你们也不喜欢，我觉得你们会继续。比如说我们坚持拥护政府的方向，还是说把独立自主竞争决策的企业掐死，这是我们现在必须做出决策的重要十字路口。
2012：别辜负了地球
2009年一部《2012》火了一把，今年2010年全国甚至世界都出现洪水火灾等大的自然灾害，有人开始担心2012是否真的来了。我不担心，这是地球的事，地球自己怎么决定它都不知道，你担心没法知道的事情确实是给自己添乱。相当于一个人突然得癌症要死了，你说他提前要担心吗？“2012”只是一个假定。我告诉你们一个乐观的信息，这一百年来，实际上被治愈的疾病要多，人们期待的寿命比原来想得要长，战争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死的人越来越少，人类总体上更健康、更和平。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需要太操心。这个事拍个电影不要紧，如果不娶媳妇不生孩子了，你对不住地球。
讨薪工人被打：太混蛋了！
广州的讨薪工人排队被打，这是很混蛋的的企业。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是很无奈，很弱势，只能去讨。当然以前有爬楼、爬电线杆、爬广告牌的，这都是无奈的方式。我们社会应该去纠正这些方式，对这些欠薪的企业要给予非常严厉的处罚，在法律上比如说让他破产，他才能纠正起来。这一方面我完全是站在讨薪人这边。你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要维持公平。尤其是咱们发工资都是下行制——发工资有上行和下行，你先发钱，拿钱再干活，这是上行；下行是你干完活我再给你钱。你想我已经干完活，你再不给钱，这他妈太冤了。又是下行制，还不给钱，太混蛋了！老板、业主应该正面地解决，解决不了起诉他，群体起诉不需要排队，找一个律师，法院封门，这就完了。只要是集体诉讼，再找一个好的律师，想办法把这个工厂给处分了，完全可以依法处理。
方舟子让社会净化诚信
从微博上了解到，方舟子遇袭了。方舟子作为一个打假专家，不断在揭秘，我认为他对社会来说是一个道德的尺度，是坚持真实科学的一个道德底线，这种事件在台湾现代化过程当中也都出现了，比如说招生的人很多，后来有些人就来挑拨了，也有一些人伪造这个伪造那个，也有人挑拨。我们社会要建立诚信，一方面通过法治，一方面通过方舟子这一类人，通过一些打假的人士不断戳破神话让真的东西回到现实当中来。现在很多上市公司老板的学历开始改了，你再不改将来股票就掉了，没准股东就诉讼你，股东为什么诉讼呢？比如说我买了股票，后来这个股票跌了，我就说你这个履历是假的，就说你骗我钱，我为什么买你股票，你说你是北大毕业，没想到你是其他学校毕业的，我要早知道我就不买这个股票了，结果大家就索赔。所以方舟子起到一个让社会净化诚信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被触及到的人很多，当然有很多人以违法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个应该是受到法律制裁的，如果查清楚确实有人用非法手段来报复方舟子这样的人，这些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
不怕有机密，就怕客户不满意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很多媒体工作者为了使自己生活提高，他们选择向一些企业和下属的单位进行变相的采访或者参观，或者用金钱的代价换取事件的真实性，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一般来说，媒体是中间状态，你可以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不能做交易。你是在用公众的利益做交易，你传达出来的信息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和公众的利益，所以这种事情是很不道德的，不符合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道德和良心。
其实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时会发生，我们当然也会碰到被勒索，任何一个企业发展到今天，都会被这样的媒体要挟和勒索，我们也要坚定我们的立场，不能配合这种事情，如果配合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你以后就得继续妥协。比如说我的产品有瑕疵，他们提出来，你给我多少钱可以不说。我的观点是你说吧，你说了我改正，我把钱给客户也不给你。你跟我要20万的费用，我这边客户还得得罪，我把钱直接给客户赔偿了，客户满意了，公司员工得一教训，其他部门得以改进，我以后就省事了。如果我妥协下去的话，今天这个客户这边不给钱，公司内部也没有是非标准，公司员工做事没有对错之分，结果员工继续对客户责任心不够，后面的投诉越来越多，结果媒体欲望总有一天满足不了，那边客户总是爆发，公司就垮了。所以各位领导者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不怕有机密，就怕客户不满意，我宁愿拿钱给客户，也不愿意拿钱给记者，我们公司内部就是这样来处理的。
根治腐败的两件法宝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国家废除了13项经济性犯罪的死刑，有网友不赞成，说废除死刑对贪官没有了震慑作用。这对国家来说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从人类文明进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废除一部分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类的死刑的确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14亿，每年死刑执行的人数和地球上其他国家加起来差不多。这个在国际上来说，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成长中的经济体和大国，我们也需要社会和人类文明来同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减少这一类的死刑是一个趋势。
另一方面，民众的确对贪官有非常大的义愤，不希望他们占了这么多便宜最后不死，这是道德上的权衡，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一个权衡是社会进步、法律和道德上的情绪两件事的平衡。
我觉得惩治腐败根本的问题不是靠死刑，根本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两件事。第一公权力大大地减少，政府不要管那么多事，管得越多，想搞定他的人越多，官员被大家搞定他的机会越多。公权力应该退回到它的边界。
第二舆论充分地透明。舆论监督比任何监督都好，你比如说现在戴一个手表就可以把这个房管局搞定，网上人肉搜索就可以把他搞下去，哪一个贪官难免得罪人，你得罪了人就在网上弄你，现在我们设计了很多禁忌，什么样的人媒体不能讲，犯了什么错误只能内部讲，我们现在一些高级领导都是属于你们不能批评的。所以只要舆论充分监督，媒体更加公开透明，再加上公权力退回到它应在的地方，腐败就能够大规模地减少了。
纽约的市政府怎么做事？第一政府不管什么事，公权力很小，不管企业投资，他就管公共的事情，纽约的市长，彭博社的老板，为了选上这个市长，自己掏了3.2亿美金竞选，当了三届市长，他拿多少钱工资？一年拿一块钱，他每天坐地铁上班一直坐了七年。为什么要这样？他挣着钱了他也绝对不会贪污，这个公权力没有办法让你贪污，有法律管着，有媒体管着，你稍微拿一点什么事，媒体一棒子你就选不上了。我去台湾看也一样，台湾叫官不聊生，人民幸福，一个人要去做官全家人就跟死了爹一样：第一全家人就要被媒体天天说，你想你们希望你们父母当官吗？在媒体上走到哪里都被说？要看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用什么手机，所以一个人要当官首先要征得全家同意，不是其他问题；第二如果你一当官，你的收入百分之百全晒在网上，这个时候万一你有一件事情被抓住，选票就没了。所以这两件事放在这里没法腐败了。所以我觉得根治腐败不在于死刑，而在于公权力回归到本来的地方，另外舆论要更加公开透明给予监督的权利。
放屁跟打嗝哪个更高雅
有很多所谓高雅的人，说什么什么东西俗不可耐。喝咖啡的人说吃大蒜的人俗，看话剧的人说看相声的人俗，其实这就像比较放屁跟打嗝哪个更高雅一样。到了国外说吃面条不能出声，到了日本你不出声，人家说不尊重。你说哪个更高雅？如果说全是西方老外，那就装点孙子，不出声，省得人家不舒服。所以这个事很难说放屁高雅还是打嗝高雅。
以此类推，我们不能说看歌剧就高雅，刘老根就粗俗。最近凤姐说了，凭什么说我就低俗，有什么定义。比如说一个长相不好的女孩追求一个帅哥，说这叫低俗，我觉得这不对。这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选择机制、淘汰机制，是很多样性的。比如说超市低俗，星光天地高雅，不能这么说，就让它存在就可以了，存在了才有文化市场，如果都是歌剧，我们不得累死，我相信90%的人都不懂，坐那儿打瞌睡。
有一次，我跟王石去纽约看歌剧，确实都睡着了，但没什么不好，音乐一直在回响着，但睡着了就是睡着了，不能说睡着了就是低俗。随地大小便是有碍观瞻，但我们没有。社会应该尊重别人表达的权利，尊重别人表现的勇气，这个社会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开心。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自由地表达，表达了才开心。如果都装着不表达，你们开心吗？不开心。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90后的一句话：不要被代表，要表达。
前段时间中央高层强调抵制三俗，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如果上升到国家的战略，我只能理解其用心是正确的。现在意识形态越来越空洞化，我们需要一个价值重建和道德重建的过程。道德重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公民自建，还有一种是国家来承担重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伦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是国家来重建的。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史上，曾经也出现过意识形态逐步地世俗化、空洞化以后，政府通过教育制度、学校教育来重建，台湾这个地区采取了一个政府重建主导的过程。如果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主导重建价值观，我是非常赞成的，而且是必须的。至于具体到什么是低俗、庸俗、媚俗，这个确实有难度，现在是转型社会，什么是低俗、媚俗，这些东西确实很难统一。很简单比如说汤唯，我认为她是艺术，但有一些部门认为是低俗，那你就把她封杀了吗？这些弄来弄去的结果，使管理没有章法。新拍的《红楼梦》，也有人说他三俗，这事得让市场、观众去选择，关于黛玉死后有没有穿衣服，这个事情就不能说低俗，《红楼梦》里随地大小便，有很多这样的细节，这就不能说低俗。主要是看观众自己的见地。
我去台湾很多次，台湾的影视中，也有各式各样的评论、讨论，由于大家不断的相信观众的判断力，不断的讨论之后低俗的东西就没有市场，剩下的还是不错的，这也有一个过程。
我们凡是着力引导的东西，由于你对此的界定不是这么清楚，就变成主观意志，最后也有伤害。站在国家的战略基点来说我赞成，但从这个具体事情来说，当你没有决定标准，比如说三级片，露两点、露三点等这样的分级制标准没有，凡是不清楚的，带有很大领导主观随意性的，有主观色彩的最好官方不要直接来做批判，而是鼓动民间讨论，民间讨论的结果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共识，最后一些精品的东西就能站地住。
至于现在全国范围的扫黄运动，这是所有文明国家绝大部分都采取过的，所以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但是，要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多东西发牌照也是政府发的，政府很多人都知道，有时候政府作为招商的软环境等等，各种说法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首先一点，文明国家都采取过这样的措施，第二，政策建议保持连续性。这样的话，使所有的社会，每一个不同角色的人，有一个长远的预期，而且对政府的公信力会有好处。
偶像与榜样，GAY与拉拉
我们那个年代，偶像的概念就是榜样，角色榜样，让大家去崇拜，去模仿，去学的。现在的偶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它是个标签，相当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像LadyGaGa最近又变成电视节目了。为了把品牌做好难免过分地夸张，这样的话，所谓的偶像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实际上是品牌差异性的标签，大家吹捧叫偶像，当然也有人讽刺叫呕吐对象，但是不管怎么来说已经跟榜样没有关系了。这样其实都掉地上了，成龙最近都掉地上了，前一段说章子怡诈捐，现在又说成龙诈捐，我看差不多慢慢地偶像都得回归到人，然后变成平常人，实际上最终还是成为大家消费的一个对象。逐渐明星就是大家消费的对象，这就回到一个文化消费的市场范围里，这应该说是更繁荣的表现。
我们现在的社会不需要有一个偶像，比如有一个雷锋，大家只学这一个，那就不容许他有错误，比如说他不能谈恋爱不能戴手表不能穿皮衣，什么都不行，只能把他包装的特别好。现在特别多样性，每个偶像每个明星既是人也是商品，他也有缺陷，也可以大家挑剔，因为只有商品大家才挑剔，再名牌的衣服大家也有挑剔，才把它放在那交易。所以现在社会一方面偶像失去了榜样的作用，日益变成了一个消费符号，成为品牌的化身，另外也表明社会宽容了，允许这么怪异的人。
比如说我们说的现在有很多Gay、拉拉这些东西，同性恋可以出现，有些地方还可以结婚，社会更宽容了，电影都拍了，现在这些方面的题材很多，中国当中也有很多，不光在北京，在外地也有。我有时候在外地经常看到，你去看电影院门口经常有这样，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很亲密，跟我们平时同性之间不一样的亲密。
以前我是不接受同性恋的。但十二三年前我在旧金山看到了一次同性恋大游行，那次就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我接受了。我一看挺正常，天上的飞机下来的标语，后边的公安局长、政府市长都跟着游行，满街挂着七彩的旗，最后餐馆的人都特开心，我觉得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大家都这样也不恐怖。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到一些设计师，他们中也有同性恋者，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都挺好，工作挺敬业，他们也不伤害你。后来我还想明白一件事：人家器官怎么用都是自己的事，一个胳膊我可以放腿上，也可以放在头上，你政府不能说放头上是好人，放在腿上是坏人，人家器官自己决定自己怎么用，只要不强迫不伤害别人，政府不应该管，这样才叫人权。人权，人是由器官组成的，只要嘴说话不伤害别人政府就不能管，或者我说了你不起诉我。其实社会应该宽容，我手没打人，你不起诉我，政府就不应该管，其实就是一个法律的边界，每个器官的使用都只要在法律边界范围内，怎么用由自己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