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一开始先为肥胖的流行唱一曲生存哀歌，随后带读者回到19世纪，来观察人类诸多的荒唐事，其一便是那些极端瘦削的女孩。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化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减肥与反弹的种种艰难困苦已经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一些食物被认作“好的”，另一些则被视为“坏的”。一些饮食方式是健康的，而另一些则保证会早早送你入土。古代的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通过分析祭品的内脏来预测未来。而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饮食的数字哲学：体重、胆固醇、三酰甘油（甘油三酯）、空腹血糖水平等数据都处在密切的关注之下，以便我们可以活得更久、更健康。理论上这么做当然没错，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这些数据的预测能力可能本身就有局限性，或者被人生中许多其他决定因素、偶然因素干扰，甚至淹没。
花这么多精力关注这些节食数据，这事让人觉得压力很大。鉴于压力本身就不利于健康长寿，那是不是说，我们别太在乎这些数据比较好呢？也许有点道理，但是别忘了，肥胖会增加许多疾病的患病风险，而生病的压力更大。无论以哪种合理的传统测量方式来判断，如果一个人过于肥胖，那么他还是减掉一些体重更有利于健康。
肥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疾病，但疾病并不是一种道德缺陷，肥胖同样也不是道德出了问题。前面讨论过，饮食已经嵌入人类社会性的演化史中，成为几乎所有人类文化的基石。食物一直以来都关乎家庭、朋友，不管丰足还是匮乏，我们都要与众人分享，于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就自然被视为品行不端，上升到了道德的层面。但我们早就不再生活于那样的传统文化环境中，所以过度饮食不应被视为可耻的、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一种错置的压力，是饮食的社会心理演化的结果，而且这种压力对减重没有任何益处。我们应当认识到，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类认知心理奖赏系统的工作原理使我们更容易多吃而不是少吃，因此我们更容易发胖。
如果我们能让时光倒流，对过去600万年间的每一位祖先做一番调查，问他们“人类在未来将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回答“太多的食物”。这真是非同寻常之事：如今有数十亿人生活在热量永远都很充裕的环境中（当然，另外数十亿人并非如此），其中有上亿人为肥胖所折磨。我们的身体和当代的饮食环境之间并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关键正在于我们的头脑。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除非全球食品经济发生崩溃，否则发达国家和新发展起来的国家中，每一个人都仍将接触到廉价而充裕的食物；第二，人类身体演化的速度仍然很慢，生理上难以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这些过剩的热量。而我们的心灵在自然选择进程的塑造下变得灵活、善于适应，如果想要攻克肥胖的流行病，脑才是最佳目标。许多公共卫生官员都说我们迫切需要节食，但节食要改变的不仅是吃什么，还有对食物的态度和心理过程。我们对食物和进食认知过程的理解越透彻，就能越好地实现这些改变。
注释
〔1〕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计算方法是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译者注
〔2〕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1951— ），美国儿科医师、律师、作家，曾于1990—1997年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局长。——译者注
〔3〕苏珊·鲍尔多（Susan Bordo，1947— ），美国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著有《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等。——译者注
〔4〕R. D. 莱恩（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新左翼思想家，其理论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代表作品有《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等。——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