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食到超级杂食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肉食上收回来，暂时停下对陆生、水生的讨论。归根结底，对于主要依靠植物性食物获取热量和营养的人类，动物性食物比例的提高让他们获得了更高品质的饮食。食肉的证据表明，人类杂食性的发展基于技术水平，而不是依靠特化的、与饮食相关的生理特征来扩大食物来源。不过先进技术的发展仅仅是人类认知演化的表现之一。人类行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也是智力增长的重要表现。我们的祖先有能力探索周围环境、尝试新的食物种类、与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交流有关食物的信息，这些与制造使用工具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进步。水生食物可能并不是脑容量增加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祖先愿意尝试包括水产在内的新食物，这无疑推动了他们的演化进程。
大约在180万年前，人属成员首次走出非洲。他们向北迁徙，经过现在的中东，继续向旧世界进发，到达欧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饮食的多样化是这次直立人大移居中至关重要的因素。[32]面对新的环境、季节变化和丰歉的自然交替，他们一定设法维持了饮食的高品质。其他动物对于当地环境有更好的适应性，但是石器以及考古记录中无法保存的木质、皮质工具使直立人占据了一定优势，而烹饪则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食物。
还有一些因素帮助我们这些祖先征服了旧世界：通过社会群体得到的共通传统与知识——换言之，他们的文化。现在我们对直立人日常生活的认识都只能靠猜测。但是我们知道，有些黑猩猩群体拥有的一些独特的做法和工具，是其他群体中观察不到的。[33]通过群体成员的观察学习，这些传统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此类行为一般被视为原始文化（protocultural），而非文化。但是其中的区别更多的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不同。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文化”一词专指语言出现之前传统的传承。
无论怎么说，直立人都无疑是具有文化属性的动物。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有语言能力，但是他们必定拥有一套交流系统，而这套系统包含了我们现代口语中的某些元素。直立人脑容量的增大意味着储存信息能力的增强，他们可以在社交群体内分享信息。考虑到直立人群体生活环境的多样性，不同群体的饮食也必然产生分化。除了生态因素引起的分化外，文化因素大概也引起了饮食的分化，不同的直系后裔中，长期保存了不同的饮食习惯。
直立人的杂食性可能标志着我们自身杂食性演变过程的开端，我们的杂食性与生态学家数据表里的杂食性不一样，并不是简单的“x％的植物性食物、y％的肉类、z％的海产”。肯尼亚北部生活着一群过着传统放牧生活的山布努（Samburu）人，文化人类学家乔恩·霍尔茨曼（Jon Holtzman）对他们的饮食习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霍尔茨曼结合文化背景描述了山布努人的饮食，为人类饮食的变化过程提供了一幅生动的插图：
山布努菜肴看起来就像一道道谜语。一方面，在山布努人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的复杂建构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一个人吃什么、怎么吃。食物和进食习惯对于社交行动和象征体系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而一个人吃什么种类的食物、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吃、和谁一起吃，这些问题都是构建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关键方面，受到种族地位、亲属关系、性别以及年龄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山布努饮食的种类非常少，原则上仅由三种畜产品构成：奶，每日必需品；肉，诱人的补充食物，主要在仪式场合或是有牲畜意外死亡时食用；血，被认为与奶类似，可以补充生命活力，或是在食物匮乏时食用。尽管看似简单，现实中的山布努食谱要复杂得多。[34]
此外，山布努人不吃什么几乎和他们吃什么具有一样重要的文化意义：
饮食限制也用来构建种族界限。山布努人严禁食用许多可食用的东西，例如鱼类、爬虫、禽类、驴子以及许多狩猎动物。而最严格的禁令是不得食用大象，因为山布努人认为大象和人类很相似。此类饮食禁忌将山布努族与放牧的图尔卡纳族（Turkana）、狩猎的多罗博族（Dorobo）区别开来。[35]
和所有的人类文化一样，山布努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和饮食习惯。然而，我们仍可以视之为人类杂食性的典型例子。在人类社会里，食物和进食体现在文化网络中，这张大网涵盖了地位、家族、身份等诸多内容。即便在食物紧张或是饥荒的年代里，人类文化也并没有陷入混乱。[36]当食物短缺发生时，社会文化有一套非常模式化的应对方式。起初有非常集中的共同活动，人们一起搜寻、储藏替代性的食物。随后社会性有了一些消退，人们开始各自囤积食物，不再参与集体活动；由食物资源引发的暴力和攻击增多。随着饥荒的持续，一些文化实践和社会风俗开始不可避免地崩坏。尽管如此，彼得·法尔布（Peter Farb）和乔治·阿梅拉戈斯（George Armelagos）仍指出，即便是经历了严重的饥荒，文化体系的“骨架子”还是保存了下来，他们认为这就是“食物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证据”。[37]
对杂食性的基本理解是“一个物种的食物来源广泛”，但是人类的杂食性超越了这一定义。如前文所述，一个人吃什么取决于其演化史——为适应特定环境条件而演化出的生理特征，也取决于其私人史——他的经历与偏好，此外还取决于其文化史——诞生、成长、生活的文化环境。
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美国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认为文化是“超机体的”（superorganic）。[38]他认为既应当把文化视作有机体，又应当视之为超乎有机体之上的超机体。克罗伯指出，就如同有机体具备了超越无机物的属性一样，文化的一些特质，如传递性、高变异性、价值标准等，并不能从有机组成或者个体行为的角度来解释。文化是超机体、超个体的，其传播依靠后天的学习，而不是个体的基因遗传。文化存在与变化的层面位于个体层面之上，甚至位于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层面之上。尽管如此，人类的生物属性、物理定律以及自然规律还是对文化现象产生了实实在在的限制。
克罗伯文化超机体说最早提出于1917年，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人类学界始终无人追随。[39]不过我认为这一概念非常适用于人类的进食行为。虽然我们经常讨论饮食的文化属性，以及不同情境下食物的不同含义，但就算是最顽固的文化决定论者也不能忽视饮食背后永恒的生物因素。然而，仅仅称人类为杂食动物不足以体现人类饮食的本质、复杂性和多样性，我要说，人类是超级杂食动物。人类饮食是生物历史的产物，但是其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但并不完全）反映了超机体层面的变异性。饮食的出现与消失、分化与趋同、扩张与收缩都有文化因素在背后起作用。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这一物种的饮食习惯。
就这一点而言，人类饮食的多样性很像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是在超机体层面存在、演化的文化实体。但是语言本身是人类的一种生物特征，语言的表达要依靠脑部和许多其他身体部位的正常运转。即便语言是文化现象，我们还是可以研究其神经认知基础。相似地，人类的进食行为也有其生物基础，人类整个物种的超级杂食性就存在于这一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