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daily
吴=吴国盛
应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需要回到希腊和诉诸博物学传统
Q：近代数理实验科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你提到，这种单纯征服型的、力量型的科学已经极大地显露出了它的局限，引发了一系列现代性危机。为了克服这些局限和危机，可以采取两条路线，一条是回归古希腊的理想科学精神，一条是回归博物学精神。虽然你在书中谈了很多，但都比较散，所以看你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具体都显露了那些局限，带来了那些危机？为什么回归古希腊的理想科学精神和博物学精神在当前显得那么重要？
吴：我老觉得中国人对科学要么误解，要么轻看。
科学的希腊起源这部分，我们完全是无知、无视，不知道科学的真正起源是一种对自由精神呵护、捍卫和弘扬的结果。因为我们中国文化讲实用，看结果。这是一个误解。
第二个就是看轻了现代科学潜在的可能性。我们只看到现代科学有用，没看到那个用其实是植根于西方文化非常深刻的体制中。如果用中国的“体用”来讲，现代科学是某种“体”，而不是“用”。你只看它的“用”，其实是看轻它。现代科学是个什么“体”？实际上是建基于一套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体”。它把人的自由意志的实现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目标。现代性的基本目标就是人类意志的自由挥洒，其实就是尼采讲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权力意志的结果是什么？它把世界图景化，把世界看作我们的对象，看作我们用来打败、征服、控制、操作的对象，而且通过把世界的对象化来强调自己意志的实现。这是现代性非常根深蒂固的“体”，是它导致现代科学以这种方式来与自然界打交道。
而这个我们很多中国人不大了解，只看到现代科学很有用。它为什么那么有用？为什么用到这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它对世界是无死角的控制，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网，是一个精密计算的支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用”的问题。中国人的“体用”，意思是“用”是为了达成“体”，甚至“用”可以具有偶然性。我可以这么“用”，也可以那么“用”。其实不是，现代科学不允许这么“用”，那么“用”，你就一种“用”法，把自然界用尽、用惨了为止。所以这样一个科学的后果是必然，比方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人类之间的不平衡，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我们简单说，叫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紧张关系成了现代性造成的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这个后果最早被西方人自己意识到，所以西方人有一个办法来控制和拯救这个事情。中国人讲“物极必反”、“有危，便有机”。西方也有类似思想，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所以实际上西方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也在发展一些克服这些危险的方案。中国人的问题在哪儿？首先，他不意识到这个危险。当然，这可能与发展阶段有关系。因为你刚刚发展，看不到危险。就像还没吃饱饭的人没有意识到肥胖的害处。但是，有些问题来势汹汹，比方说近 20 年，中国人迅速发胖，所以它产生的后果比西方人还厉害。美国大胖子多吧，但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的频率没那么高。因为它慢慢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选择相应的医学制度、保健制度、卫生习惯，使得这个问题不至于那么恶化。
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是暴起的。暴起情况下，后果就特别突出。所以一方面，比如因为污染造成了大量肝癌，中国很多农村地区肝癌盛行；另一方面，脑中风特别多。因为过去人们很少得这个病，或者很少知道这个病的由来。现在由于生活条件好，特别是刚刚吃饱饭，使劲吃，造成很多问题。而且来得一点都不慢，完全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上已经是现实了。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说我们还没有彻底现代化，先不考虑这些问题。其实你现在比西方还要紧迫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生活和人身体的不健康，中国是最严重的。
我们跑得快嘛，在文化生态意义上，没有天敌。人家是有天敌的，所以生态基本平衡。我经常说，西方的科学尽管越来越强势，可是它的宗教一点没有减弱，它还有艺术、哲学、民主制度，都在制约科学。科学一边是很强势，一边它又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我们这儿不一样，没有天敌，没办法来制约它，所以就形成所谓科学主义，形成对科学不能够反思的文化态势。
实际上，我的《什么是科学》其实具有很强的国内针对性，是针对国内学界或者思想界的情况。所以你刚才提到拯救危机的两条路线也是带有很强的中国语境。因为这个问题，西方其实早就不言而喻。所谓后现代的呼声，以尼采为代表，在 19 世纪就出现了，甚至也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基本思路也是后现代的思路，所以很多人 20 世纪在说回到希腊。比方说伦理学里面的德性伦理学，就是为了回避过去的功利主义或者康德意义上绝对律令伦理学上的不足，它要回到希腊去；甚至科学上也有很多，比如海森堡、薛定谔、爱因斯坦，也都把自个儿的科学目标慢慢地向希腊回归。
回到希腊什么意思？科学本来就是希腊出来的。然后你在尝试某种路径之后，发现已经穷尽了这个路径的可能性，走不下去了，甚至走到最后，它的负面或者糟糕后果已经盖过了你初期想发展它时候的初衷。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回到你原初的状态。所以，实际上西方人早就已经通过回到希腊的方式来拯救它的现代性危机。这不是一个新路子，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这个讲法实际上是有针对性。中国人谈科学的时候，要考虑这个路子。当然，你考虑文化，未必要回到希腊。因为中国文化不是从希腊来的，也不是个科学文化。所以中国文化的全盘复兴和危机解套，可能还得回到先秦，通过回到先秦来激活文化腐朽的局面。所以，回到希腊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共同认同，也是西方现代科学解困的一个必由之路。西方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博物学这个，当然我有那么一点原创性。因为有原创性，难免人就不一定承认。博物学在西方，没有人专门来讲。没讲的原因是它民间一直没断过，有很深厚的博物学传统。这个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体现在大众休闲方面。你要对抗城市病、现代文明的毛病，就回到自然、田野。西方一直这么干，它本来就有这个（传统），（比如）浪漫主义运动、新生活运动。它本来就有一个回归自然、体制化的途径，像发达国家里各种各样的博物学会，（比如）林奈学会、奥杜邦爱鸟学会、利奥波德学会。它通过一个民主自治的方式，已经渗透到社区层面。
中国这个传统是断掉的。中国古代当然是有山水诗，亲近自然的传统。可是这个传统被认为和科学没有关系。中国人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制约科学。这个讲法也是针对中国语境。这个问题（在）西方也不是问题。它本来一直就有这方面思维。博物学作为一个学院派，它是衰落，但这个运动没有衰落。
19 世纪可以说是博物学的双重转折时期。一个是学院派慢慢式微，大学里面不再有博物学系，它改成植物学系、动物学系、矿物学系、地质学系等，把它分科了，博物学作为一个总的帽子就被丢掉了。所以到 20 世纪，你很难找到博物学家，个别像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威尔逊或者恩斯特·迈尔算是博物学家。但是，这个运动在民间实际上在 19 世纪已经壮大了，各种民间组织非常多。所以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出现环境保护运动。美国的环保运动没有停过，从 19 世纪的国家公园运动，从老罗斯福总统开始搞，一直到 20 世纪，像利奥波德讲土地伦理，写博物志《沙乡年鉴》（1949），再到 1960 年代蕾切尔·卡逊写《寂静的春天》，一直没有停过。它在民间，不在学界。而中国呢，民间缺乏这个东西，也没有与主流的科学运动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讲这个事，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动机，是要丰富中国科学文化土壤。科学是立体的，是一个具有生态关联的系统。
回到希腊，诉诸博物学传统，其实都是针对中国话语喊话。在国际背景下，它不是一个新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