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信任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社会的复杂性、相互作用性以及全球化需要很多信任。我们需要能够信任那些直接打交道的人：我们在飞机上与他们邻座，在客舱中吃着他们给我们端来的菜，我们着陆后搭乘他们的出租车。我们需要能够信任那些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的组织以及机构：我们所乘的飞机以及驾驶的汽车被他们精良制造，并被精心维护，我们购买的食物是安全的，所贴的标签是有效的，我们的居住地以及旅行所到之地的法律将被公正地执行。我们需要能够信任所有科技系统：ATM网络、电话系统，以及不管哪里都会存在的互联网。我们需要能够信任陌生人，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也需要能够间接地信任：我们需要信任还不认识的委托人以及还不理解的机制。我们需要信任信托。

我们自己使这些运作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可能亲身去验证，然后深思熟虑是否要信任直接打交道的成百上千的人，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间接打交道的上百万人。这个数字实在太大了，并且绝不会有与他们相见的机会。即使能够使用魔法来决定信任某人，我们也没有专家技能来做一些关于信任航空安全、现代银行以及制药等技术和科学决策。

关于信任，经济学家巴特·诺特博姆（Bart Nooteboom）写道：“信任某事物或某人必须自愿承担他们可能背叛的风险，期望他们不会背叛，或者疏忽、缺乏背叛可能性的意识。”这三个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愿意去冒险，除非确定风险很小，小到以至于绝大多数时间甚至都不会注意它。

这就是社会压力的价值。它们包括服从群体规则，也就是协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大得多的层面上，在我们朋友中粗略评估亲密信任程度。当然，这并不完美。我们在行为以及机制中得到的信任没有人际信任那样广泛或者深入，但已足够好了。社会压力减小了背叛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信任社会压力，就不必深思熟虑是否要信任某人。

通过向社会中引入协作，社会压力允许我们稍微放松一些警惕。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生活压力要小得多。通常情况下，一旦相信人们是公正、善良、利他、协作以及值得信赖的，就可以停止思考安全问题。之后，即使你被很偶尔的例外伤害过，如果你继续信任，你的生活仍然会舒服很多。1

我们从知觉上认可这些，即使之前从未分析过其中的机理，但社会压力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压力使社会中的鸽子能够人丁兴旺，尽管存在少量的老鹰。社会压力使社会成为可能。

即使社会中存在巨大的信任缺口，大体上它还是能工作的。人们很容易发现社会中的背叛现象，比如犯罪、粗鲁、政治制度混乱，但社会正常运转的证据就在你身边。社会还在这里，存活着并滴答作响。信任是很常见的，就像公正、利他、协作以及善良一样。人们不会无意识地攻击陌生人或欺骗他人。谋杀者、盗贼以及骗子等毕竟只是少数。

我们有许多防护机制处理存在的风险。我们知道如何穿过社区的街道、如何在网上购物、如何与朋友以及陌生人打交道、晚上是否以及如何给门上锁、对犯罪采取怎样的警惕意识。我能够写作并出版本书，而你也能购买并阅读本书的事实就是所有社会压力机制运作的证明。可能我们有时会出错，但大多数是正确的。

同时，背叛也在增多。社会中的背叛者也变得更有实力，并且学着逃避社会压力，有时会操控社会压力使背叛的实施成为可能。他们利用了技术变化的快节奏增加背叛的范围，而社会却不能跟上节奏，实施新的社会压力以应对这个问题。社会压力时常会失效。

有一点很重要：不存在完美的防护机制。在科技进步的社会中，承认做不到什么事是很困难的，在防护领域就有很多事做不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生活在恐惧中，甚至也没有必要忧虑。这是生活的正常状态，甚至这可以是一件好事。活着就要承担风险，因为总会有背叛者存在。即使把谋杀者数量降低到100万比1，每年美国都要牺牲300个不幸的人。

这不是技术问题，尽管充斥在社会压力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在政策层面：全球气候改变、条例与规管、政治过程、公民自由、社会安全网。历史上，群体利益最初是有关人士缔结的，或受政府支配。今天，理解群体利益要将科学技能、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构造以及由规模增大导致的问题都考虑进来。

哲学家西斯尔·博克（Sissela Bok）写道：“信任是一种社会美德，要像保护呼吸的空气或饮用水一样去保护信任。当它被破坏时，整个社区都会遭殃；当它被摧毁时，社会就会摇摇欲坠，甚至崩塌。”更为一般的是，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组件，高信任度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比低信任度的社会要好很多。在今天的世界，各个地区信任的程度相差很大，尽管从来没有低到狒狒的水平。2

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实施新的社会机制来处理今天全球化技术创造的新世界。理解社会压力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为什么有用或者失效以及规模产生的影响很关键。如果对这些理解得很好，就可以在社会中继续构建信任。否则，寄生虫就会杀死宿主。

最后，有几点我想再说明一下。

（1）不管部署多少社会压力，总会有背叛者存在。所有复杂的生态系统中都会有寄生虫，所有人类的协作与信任机制都存在试图利用它们的人。只要社会由人组成，这一点就不会发生改变。完美信任的可能性，或者牢不可破的防护，只存在于科幻的未来，任何人在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

（2）增加的社会压力并不总是值得的，不仅是因为第10章讨论的递减的回报。回顾历史，强制协作与遵守群体规则、制约并惩罚背叛者以及监视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不是我们认为的自由社会。不管规则是精确反映群体愿望还是来自上层的强加，情况都是这样。3防护总会带来一些副作用以及不良后果。

这很正常。我们反复讲过社会压力对维系信任是很有必要的。4这并不是指绝对信任或100%的协作。只要谋杀率足够低，超速者以及接受贿赂的警察足够少，社会就能昌盛。

（3）社会压力也会阻止协作。有时，我们不仅没能惩罚有罪的人，反而会惩罚无辜的人。人们被强加了不应得的名声，会因没有犯下的罪行判刑。如果背叛的范围足够小，这些冤案性会比挫败的背叛企图更多，那时就得往回调一下旋钮了。

（4）我们都会偶尔在一些事情上背叛。有时我们只是因为自私，有时会有另一个更强的个人利益，有时只是不够留意，有时，我们的道德不允许与群体规则协作，还有些时候我们感觉与另一个群体及其附属的利益与规则更为接近。这也很正常。

有时，我们会在真诚以及无辜的情况下背叛。群体规则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说可能太过苛刻。正常社会交往中的善意谎言让我们的关系更为融洽，而不是更糟。有时，助手需要替代老板签一些文档，而律师与会计有时也需要不知情的回溯文档。有时，背叛就是一剂社会润滑剂：微小的社交不诚实让大家过得更轻松。

（5）有一些背叛者是好人，也有一些背叛者是坏人，而我们并不总是能将其区别开来——即使我们认为可以。我们知道谋杀者总是坏人，而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总是好人，但即使这些自明之理对特殊情况也未必成立。美国刺杀本·拉登是好的行为还是坏的？那些在埃及以及其他国家支持民主、反美、反以色列的示威游行者是好的还是坏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军队是好的还是坏的，这取决于你在美国是否安全，你的女儿是否被他们中的一员杀害，或你是否拥有一家石油公司。许多背叛者相信他们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那些将动物从测试实验室解放出去的动物权利活动家，尼加拉瓜的桑迪诺的支持者，德国纳粹，这里只是稍微举几个例子。美国的开国元勋也是这样。

在写作本书时，我对网上的一个寓言故事感到很困惑：

有一个小孩，家里很穷。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因此他报名参军了。几年之后，他被分配到冲突不断的荒凉边区地界。这是他能被赋予的最差劲的差事了。那里非常热，也非常危险。每天他都得与一帮充满敌意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仇恨他以及他的制服的存在。此外，这个地方充斥着叛乱者与恐怖分子。

不管怎么样，一天早晨，士兵上岗，被分配到一个分遣队，去监督3名被定罪的叛乱者的死刑。士兵摇了摇头，他没有签下名字。他的生活完全一团糟，“他们没有给够过钱，”他思考着，“为这些我必须做的苦差事。”

他不知道那天他要去执行的是上帝之子的死刑。他只是去工作，狠狠用拳头砸了打卡钟，把头低下来。他只是试图活着，将那一天熬过去，然后往远在罗马的家送一些钱。

社会压力机制不能将好的背叛者与坏的背叛者区别开。社会压力是社会强加规则于自身之上的机制，即使社会存在部分的重叠与冲突：这些规则可以是好的，像尊重人权或者执行合约的机制；这些规则可以是坏的，像奴隶制、极权主义、迫害或杀人祭祀；或者这些规则可以被有些社群看作好的，而被其他社群看作坏的：如包办婚姻、重税、禁酒、禁舞、禁水烟或禁止使用比特流[1]（BitTor-rent）共享音乐文件。社会压力只是强制协作，不会对背叛者选择冲突利益的原因过多考虑。这对保护公民不受伤害、损失或司法不公是有利的，但当它保护对人民粗暴或阻挡积极社会改革的政体是不利的。

（6）社会需要背叛者。群体会从个别成员不遵守群体规则中受益。这些是背叛者：这些人出于道德或其他原因抵触大众意见。这些人发明了新的商业模型，在互联网上拷贝并传播音乐、电影以及电子书。这些可能是哥白尼与伽利略，向官方的教堂天文学教义发起质疑。再举个近一些的例子，这些可能是阻止能源竞拍的人，抗议政府对气候变化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也可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擅自占地者、生存主义者、艺术家、邪教教徒、公社、隐士、居住在电网覆盖之外或孤岛上的人。在2011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达科塔·梅耶因为拯救了36名被敌人炮火包围的战友而被授予荣誉勋章。事实情况是，他为了救他的战友违背了上级命令。

背叛就是一台创新引擎，一个保证绝大多数人健康的免疫挑战，一道单一文化风险的防御，一个包容多样性的容器以及社会变革的催化剂。通过背叛不好的或只是过时的社会规则，社会才能进步。第2章中白鼬与兔子的红皇后效应中，白鼬驱动着变革。如果只有兔子，它们是不会进步的。

这一点很重要。社会压力保护的社会不一定是道德的或令人满意的。事实上，它们也会保护一些很可怕的社会。因为社会压力很有必要变成制度——警察部门、政府部门、企业的安全部门——它们可以合法化与维系可怕社会的可怕制度。

有时，告密者需要发布文档，证明他的政府发起了非法的针对老挝与柬埔寨的大轰炸。有时，钚加工厂工人需要联系记者曝光雇主使用不恰当的安全实践。有时，黑人妇女需要坐在公共汽车前端，并且不站起让座。没有背叛者，社会变革几乎不可能发生，停滞就会一直存在。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平衡行为，但我认为很值得去做。可能不是从短期，而是从长期来看，历史教导我们经常可以得到恰当的平衡，正如马丁·路德·金说过的：“历史的轨迹很长，但它朝向正义。”5

注释

1.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信仰跳跃类似，大多数宗教需要对信仰的非逻辑接受。

2.世界观调查在大约70个不同的国家中测量非人际信任，民众会被问及“一般来说，你是否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你是否非常谨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报告较高的信任等级（有60%的挪威人、瑞典人以及丹麦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而秘鲁、土耳其、卢旺达以及特立尼达报告的信任等级较低；美国在排名较高的行列。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也通过询问3个问题测量了信任：邻居、陌生人以及警察是否可能将丢失的钱包及其内部的钱财与贵重物品完整归还。结果再一次表明，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人们对邻居、陌生人以及警察的印象是有区别的。

所有这些调查收集人们的谈话内容，而不是实际行为。我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于钱包数量的研究，但《读者文摘》通过手机进行了类似的测试。研究者将手机遗落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观察人们是否能够接听并将其返还给机主。返还率在不同城市间的差异很大：卢布尔雅那有97%的返还率，纽约有80%的返还率，悉尼有60%的返还率，新加坡有53%的返还率。在更具限制性的实验室试验中，受测者来自6个不同的文化背景，研究者发现表现出来的信任等级差异显著，特别是当存在可能的惩罚时。

3.许多人认为独裁政府国家的犯罪率很低：因为在这些国家，不会出现背叛者。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包容异议的国家，我们就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犯罪。可能的确是这样，但缺乏相关的数据。这里有两个问题：①在独裁政体中，政府发布的与犯罪率相关的数据很容易被扭曲，尤其当政府要粉饰太平、捍卫政权时；②独裁政府提供的犯罪统计数据可能是歪曲的，缺乏有关边缘化群体的犯罪数据，因此，对街道犯罪的报道，比如行凶抢劫、盗窃以及谋杀在独裁政体的国家都较少，这些在民主国家却经常见诸报端。

4.保护不受背叛者的伤害与群体免疫有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社会不需要彻底修正背叛的问题，只需对这个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个体尽量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与完全消除背叛范围相比，这样做更为有效。

5.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来自金的格言，实际是他引自废奴主义者希欧多尔·帕克（Theodore Parker）在1853年说的一段话：“我不会假装理解道德的宇宙。它拥有很长的一条轨迹，眼之所见只是一个点，我无法根据所见计算出斜率或勾画出完整的图形。我可以用良知去预测它的样子，从我所见的样子来看，我确信它朝向正义。”

[1]比特流是一种内容分发协议。——译者注

后记

本书的写作既是我的个人工作，也包含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所有参加安全和人类行为主题研讨的人，他们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感谢我的原始资料研究员Kathleen Seidel，感谢她提供我写作所需的材料（无论我是否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同时也感谢Deborah Pursch对这些资料的进一步研究。感谢Hennepin县立图书馆，其丰富的藏书满足了我的很多需要，并通过馆际互借帮助我获得了其他所有我想要的资源。

感谢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给我提出建议的读者。Charles Faulkner、George Guer-in、Victoria GaileLaidler、Stephen Leigh以及David Prentiss阅读了本书的初稿，为我初期组织思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Dorothy Denning和Jay Walker阅读了之后的一版书稿，并为本书提出了重构建议——恰好是在同一天，这对本书帮助尤甚。

Rebbeca Kessler对本书进行了最终修订。Andrew Acquisti、Andrew Adams、Michael Albaugh、Ross Anderson、Marcia Ballinger、Jason Becker、David Brown、Steve Brust、Tyler Burns、Jon Callas、David Campbell、Raphael Carter、Cody Charette、Dave Clark、Ron Clarke、Chris Cocking、Karen Cooper、David Cowan、Tammy Coxen、Cory Doctorow、John Douceur、Kelvin Drum、Nicole Emery、Oisin Feeley、Eric For-ste、Amy Forsyth、Peter Fraser-Mackenzie、J.Carl Ganter、Edward Goldstick、Sarah Green、Rachael Greenstadt、Jim Harper、Bill Herdle、Cormac Herley、Chris Hoofna-gle、Leif Huhn、Owen Imholte、David Kahn、Jerry Kang、Arlene Katz、John Kelsey、Lori Kingerly、David Leach、David Mandel、Chris Manning、Petréa Mitchell、David Modic、Josh More、Doug Morgenstern、John Mueller、Peter Neumann、Andrew Odlyz-ko、Evan Oslick、Gerrit Padgham、Cirsten Paine、Ross Patty、David Perry、Daniele Raffo、Coe Roberts、Peter Robinson、Dave Romm、David Ropeik、Marc Rotenberg、Stuart Schechter、Jeff Schnidt、Martin Schneier、David Schroth、Eric Seppanen、Su-san Shapiro、Adam Shostack、Daniel Solove、Thomas Sprinkmeier、Nisheeth Srivas-tava、Frank Stajano、Mark Stewart、Steven L.Victor、Alan Wagner-Krankel、Paul Wallich、Chris Walsh、Rick Wash、Skyler White以及Jeff Yan也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提出了建议。

感谢我博客的所有读者，他们阅读了我陆续更新的与本书写作相关的内容，并定期留下见解深刻的评论。感谢Carol Kennedy在一篇评论中对本书的书名提出建议。感谢Luke Fretwell，他不喜欢我在博客上公布的封面设计的备选方案，同时给出了自己的设计，这个方案为本书封面的最终设计提供了灵感。

感谢Josh More，他为本书制作了所有的图表，并容忍了我一再更换和调整。感谢Kee Nethery对本书进行的校对。感谢Beth Friedman在本书交付出版商之前进行的文字编辑工作，她处理了所有版式问题，代我完成了所有文字的编辑工作。

感谢John Wiley＆Sons出版公司的Carol Long、Ashley Zurcher、Ellen Gerstein以及Tom Dinse在本书从手稿变为成书过程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