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语》所见孔子儒学及其得失
这个课题，古今谈论的早已汗牛充栋，只就几大套清代的《经解》再撮录出来，也可以另成一套大丛书。“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年，崇扬歌颂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不在话下了。
不过，即使像本篇这样，作为简介性质的一本书的导读，如果罗列许多道德项目，许多与各大宗教大同小异的伦理条款，而彼此之间本末层次不明、逻辑关系不清，也难免零碎散漫，徒乱人意。其实，《论语·述而篇》（7.6）有几句话极重要：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简要地解释：
目的：志于道——探求天地不变之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人道表彰天道。以天道监督、训示、培养人道。
依据：据于德——这是就整体来说：以人得于天赋的生命本性为依据。人是理性的、群居的、社会的动物，这就是人所以别于其他生物的德。
依据：依于仁——这是就核心来说：人的生命有个价值中心观念，就是伦理道德自觉。
方法：游于艺，“涵泳”于各种智能技艺汇成的文化海洋，有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乐趣，所以贵在一个“游”字。
换句话说，《论语》与孔子之学的——
总旨：是尊天爱人；
基础：是本心原性；
始端：是孝亲敬长；
方法：是勤学尚思；
功能：是兴仁复礼；
典范：是君子、圣、王。
以此为纲领，归纳全书的有关言论，大抵可窥全貌了。
春秋之世，贵族政治动摇而尚未崩溃，人心纷乱，社会不安。孔子主张重振周初文化礼制精神，以维持纲纪，恢复秩序。其实，贵族与非贵族，即传统所谓“君子”、“小人”，本质就是少数的、特权的，与绝大多数的、非特权的；而权势地位之产生，又源于血缘和武力。随着社会与民族发展，其间的矛盾怨毒，自然渐多。不过，人的品性、才能，天生就不等不同；而人情的亲疏厚薄，又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孔子于是顺应时势，把《诗》《书》以来“君子”、“小人”的意义，由“势位”渐变而为“才德”，此所以《论语》之中“君子”、“小人”之别，也时以德分、时以位别，要看上下文理和语意情境而别，显现了时代转型之迹。此所以后来孟子尊崇称誉之为“圣之时者也”。
当然，“亲亲”与“尊贤”这两大用人原则，后来《礼记·中庸》所谓“九经”的头两项，到最后必然矛盾而难以两全，直到现代民主宪政取代终身君主专制独裁，然后松解。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比起前代文献，《论语》中特多“仁”“礼”两字。“仁”既有时与“人”同音通假，又有“核心”之义，就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就在“见贤思齐”而作“君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于是耻作“小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自觉心，此所谓“仁”。人类社会的教育与政治，就在“把人当人”、“勉人为仁”、“以仁树人”、“使人心安”的文化内容。在此之前，“礼”原本是“不下庶人”、平民只能仰望而无可参预的贵族生活方式。孔子从小即以知礼著名，“入太庙每事问”（3.15）——问的不只是“然”，而且是“所以然”；不只是“何如”，而且是“何以”。探索研问礼的仪文秩序何以如此？自然就找出背后的义理，再问义理何据何来？自然就发现所根所源的道德价值自觉，即所谓“仁心”。简言之：因仁而有义，因义而有礼。所以，“君子义以为质”（15.18），“克己复礼为仁”（12.1），所以，仁为万德之本！
春秋以前，甲骨、金文之中，都罕有“仁”字，到《论语》所见：论仁者五十八章，“仁”字出现凡一百次。孔子勉励门徒，要做“君子之儒”，勿为“小人之儒”（6.13）。儒也就由赞襄礼仪的一种谋生职业，提升而为读书教学、致君泽民的终身事业了。
从《论语》所见，孔子的理论贡献，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人文精神的发扬、尚德传统的建立、心性主宰的显现。换一种说法来说也可以，就是：根据良心、建立道德；凭着道德、表现人文。这便是儒学的精蕴。
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发扬”。
上古人类，都震怖于自然变化，想象于万物精灵，俯伏于神鬼赏罚。希伯来信仰，纯化之为独一真神，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于以建立。中国古代，殷人尚鬼而好祭祀，到西周代兴，鉴前朝之弊，重修德、兴礼乐，人文精神跃起。在《诗》《书》文献中已见端倪。到孔子仍然敬鬼神、信天命，但更强调人的知命守义，博文约礼，以尽其在我。山林隐逸之士讥讽或者惋惜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其实真正显示他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18.6），因此要珍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尊严和努力。
其次，是“尚德传统的建立”。
人文精神，可以表现于高举智慧，可以着重在律法典章，中国自古传统则是崇尚伦理道德。孔子之所以承周文而垂教后世，就在这里。儒学把一切勇力、财富、知识、艺术成就，都统辖在道德之下，以规范人心，维系社会，其作用几乎等同宗教。至于因此而对道德以外的文化表现——诸如科学精神，艺术精神等等的发展，有若干制约，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了。
最终而最高，是“心性主宰的显现”。
独神宗教信仰上帝为万有之本。唯物主义者以物质为第一性，认为真理只在科学。《论语》所见孔子之教，尊天敬神，而又虚之远之，一切为学、成德、立教、化民的努力，都归本于人类自觉良知——即所谓“仁心”。由此而开展义理，构组礼制，达至最高的仁的境界。因此，“仁”是成终，也是创始，一切发动于本身的意念。所以，《论语》有几句话最为关键：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4）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7.30）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2.1）
“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颜渊》12.4）
人本，而不是神本；主要靠自力，而并非他力，这就大异于独神信仰，而与原始佛教相似。不过佛教讲一切山河大地、万事万法，都不外人心幻化，因缘生灭，并非真实，所以必须戳破迷执。这个理论推展至极，必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本体。这又与儒学的“道不远人”（《中庸》）大异其趣了。至于不论儒家的“开物成务”也好，佛教的“舍离解脱”也好，作为价值与力量根源的“心”，是否“自有永有”？能不能“自本自根”？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耐人思考的哲理核心问题所在了。
连智慧高、学问广、成就大、敬爱孔子又真诚热切的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孔子的主要兴趣，还是“学不厌、教不倦”（7.2）地探究、维持与改良伦理现实。他一生努力最久、贡献最大，也就在于教育。“学”也就是《论语》首章首句的第一个字。幼学之先，就在孝悌，既长而学，优则仕（19.13），以致君泽民，为元首者，更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这便是二千多年来以孔子为圣人，以《论语》为宝典者的共识了。
逃避不了的问题是：
孔子为什么终无所遇？
汉武帝开始以君王之尊而独崇儒术，两汉皇帝以“孝”为谥，此后直至民初，执政者大都尊孔——他们的真正用心何在？
二千多年来，士人都读《论语》，百姓也都祀孔子、尊儒学，不过，孔子与《论语》的崇高理想到底实现了多少？主要困难在哪里？
从秦汉一统直到明清，君王专制的病害为什么愈演愈烈？权力的腐败，人性的贪婪、自私，儒家为什么无有效的对策？乱臣贼子，治之以圣君贤父；但是，君父而终身绝对权力，又竟然（在大一统之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尤其“易然”甚至“必然”）“父不父”“君不君”，又有何对策？靠阴阳五行所假借的吓之以宗教迷信吗？像黄老之术所教导的，诱之以自然虚静、垂拱无为吗？这些，两汉行之四百年，如果有效，就不会有“外戚”、“宦官”、“党锢”等等大祸了。天下兴亡，生民休戚系于一身一念，而又庸弱或者昏暴之君，根本“贤臣”、“小人”不辨，甚至更以近贤为苦、亲佞为乐，那么，即使公忠睿智如诸葛孔明，除了力疾从公，还撰《出师表》，垂涕泣而道君臣语亦父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又能做什么？还侥幸他碰到的是不能不倚赖他、信靠他的阿斗，而并非秦二世、隋炀帝，或者自毁长城、到死不悟的崇祯！
南北朝隋唐，外来的佛学变成最大的宗教信仰，以“一念悟迷”来消融苦乐，以“轮回报应”来解释人生，问题是虚诞难凭，无补现实！儒者要抗“佛老二氏”而有宋明理学，结果也滑入“谈心论性”、抽象玄秘的哲学探究。清儒要矫其弊，提倡“朴”实之学，又怯于政治高压，不敢接触社会“实”务，更囿于传统，不知穷究自然“实”物之理，于是只能自困于语言文字和古史的考据之中来求实证，同样是象牙之塔中的埋首沙堆！
晚清以来，列强交侵，国家民族、社会文化，都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危难！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痛苦检讨，才发觉自己既不“民主”，也缺“科学”！
于是人们质疑：
孔子说仁者“爱人”，后来孟子更说“民贵”君轻，理论上被爱被贵的人民，为什么二千多年来都不被擢升、被培养、被承认可以（而且应该）作“主”？即使现代“民主”、“共和”早成共识，为什么实际发展，还是迟迟牛步？
历史上，儒学对人类良知的发扬、个人私德的培训，功高效广，炳耀千秋；可是，对掌权者的“君德”，对社会整体的“公德”，督导、维持的成绩又如何？
现代政治剧变，儒学饱受轻视、打击，再加上经济上和某些外来思想上的因素，人民道德大滑坡，中国早已愧称“礼义之邦”。对此，是否复兴儒学即可有效改善？实现孔子之道的过往困难既然仍在，当今情况如此，又如何“复兴”？
传统文化偏重“尚德”，于是“尚智”之效不彰，有实用“科技”成就而基础的、抽象的“科学”精神仍然亏缺。一百五十多年来，西潮激荡，于是事事落后的情况明显，对此，仍然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者，是否就可以更新儒学？如何“开出”科学、“转出”民主？
人类既有两性，谈“心”说“人”，自应男女兼及。不过，以上云云，传统云云，都绝大部分似乎单为有史以来就掌权作主的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直到现代才提升到平等。不必“诉诸他恶”地辩说：“人家西方也是近世的事”，如果不是人家的打击与传教，我们还不会“见贤思齐”而奋起直追，我们还继续以“阴阳”“尊卑”的理论来欺人自欺，来掩饰不公不义！
……
以上种种思想的、文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对“是人，不是神”的孔子求全责备，当然不能让二千多年来早已“曲突徙薪”、“补苴罅漏”以艰苦经营、撑持那“人文化成”大局而弄得焦头烂额的儒家良士独任其咎，当然对同样责无旁贷的、以逍遥观赏为高、以舍离解脱为能的其他重要思想放过不讲。——讲公道话：如果没有孔子的栖栖遑遑、教诲开示，如果没有《论语》的记录言行、流传百世，没有历代读圣贤书者的薪尽火传、成仁取义，一切更不堪设想！
不过，要反省、要深思的是：单就儒家来说，是否对人性过于乐观，所以方法欠周密、观察不通透？
早在汉初，杂家而近于老庄的《淮南子》批评儒者：
“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精神训》）实在是生动、深刻而精到！
当然，道家也只是冷静而高逸地惋惜、讥嘲，自己并不提出，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早已说明这点。现代我们怀念而尊敬孔子、珍惜而研读《论语》的人，要怎样思想？尝试一些什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