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语》的文本问题
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德望崇隆、化泽广远，当时评论与身后追思者无数，言行记录自然在去世后一段长时期再辑三辑。那时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理想的统筹编整的条件，作为“语录”体之祖的这本《论语》，虽然比之其他古籍，已经绝大部分是可珍、可信，不过，所记内容的详略先后甚至真假问题，还是不能没有。
最明显的是“上论”（前十篇）思想较纯粹，文法较清简；“下论”（后十篇）内容较驳杂、文例较驳杂。最后五篇情况，尤其特别。分述如下：
（一）前九篇非孔子和门弟子之言不录。《乡党第十》纯记孔子行事，似作总结。后来再有收录，于是续编。后十篇各篇之末，往往有无关孔门之事，杂记古人之言，似《礼记》（特别是《檀弓》）而与前十篇不类。
（二）篇目方面：前九篇即首章首句而除去“子曰”、“子谓”等字；后十篇即以发端二三字为目，而且都是人名。
（三）篇幅方面：前十篇每章大都二三十字，时或更短；后十篇则一般较长，最长者《颛臾》章（16.1）二百七十四字，《侍坐》章（11.26）四百一十五字！
（四）语气方面：前十篇简朴直接，后十篇波澜曲折较多。孔子答问，也往往先极简略，再问方作详解。
（五）称谓方面：前十篇只言“某人问某一德行”，称“子曰”，面对孔子单称“子”，背面作第三人称“夫子”；后十篇则每有“某人问于孔子”的句法，称“孔子曰”，面对时称“夫子”。
（六）词语方面：前十篇孔子答君问称“孔子对曰”，答卿问称“子曰”，礼序分明；后十篇皆称“孔子对曰”，似是后来卿位益高的时代痕迹。前十篇只言“君卿大夫问”；后十篇连门人亦有“问于孔子”，参差不一。
（七）最后五篇问题更多，依次再分数项观察：
① 《季氏第十六》文多俳偶。首先《颛臾》（16.1）章，孔子之言既繁且曲，情事亦多可疑。子路曾主堕三都，不应曲从季氏之擅权扩张，此其一。其为季氏宰，不与冉有同时，此其二。《左传》并无颛臾为鲁臣、为东蒙主、见伐于季氏等等记载，此其三。末章《邦君之妻》（16.14）显是后人注释，不似正文。
② 《阳货第十七》纯驳互见，《武城》（17.4）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似战国时言语。《公山弗扰》（17.5）章，季氏家臣叛鲁而竟召时为司寇的孔子。《佛肸》（17.7）章，晋范氏家臣叛而召周游列国、向主正名崇礼守分的孔子。都违情理，亦背史实。
③ 《微子第十八》、《楚狂》三章（18.5，18.6，18.7）有道家隐士讥嘲儒者意，虽孔子结语仍归用世，但亦更见后起之迹，不一定是孔子子路当时的实际记述。末四章（18.8—12）更杂记古今轶事，或无涉孔门。
④ 《子张第十九》皆弟子之言，而称孔子为“仲尼”，与他篇异。
⑤ 《尧曰第二十》最特别，只有三章；首章特长，述前代圣王相授与为治要诀，或附会以孔子继之，其实似是断简无所属，而附于书末者。
推考其原因，大抵如下：
① 孔子没有留下无可怀疑的自传或系统性论述，要考究他的思想情况，自然大费工夫。
② 当初记者未必亲闻，又以撰写条件所限，力求简略，往往只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言，极少交代时空环境与后果前因。
③ 当时著述与传播条件，远不能和今日相比，《论语》不出一时一人之手，又没有条件极超卓者的统筹，各则记录，既非依时序，又无法清晰谨严地分类，时间一过，后人即使想作较有系统的整理，亦难免劳而寡功，甚至无从着手。
④ 清晰准确的标点符号，现代才有。原文模棱欠解之处，后人无法裁决，聚讼不休。
⑤ 社群感情、地域偏见、贤者不免。即如前六八五年相齐的管仲，齐人或尊之爱之，鲁人或贬之辱之，即孔子亦可能因个别时空环境不同，而有相异评价，形诸记述，在《论语》中就似乎前后并不一致。
⑥ 上古简重帛贵，刀刻漆书不便，篇末空白往往缀记若干附录文字，非必有意作伪，后来辗转传抄，就混入正文，久而难辨。上古典籍类此者甚多。
⑦ 战国至汉初，百家并起，先行而热心用世的孔子自然成为标靶人物，道家嘲之戏之，法墨诋之排之，甚至污蔑诬捏，割裂曲解其言以为己用，无所不为。
⑧ 汉初《齐》、《鲁》、《古》三论并行，倘皆流传，后人便可考较是非，明其得失，遇张禹巧之人而官高宦达，合为一本，时人靡然从之，于是他本皆亡，难以取证。
⑨ 秦汉一统以迄明清，长期君主专制，加以儒学早成利禄之途，读书应试，粗心、不用心、欺心、瞒心者多，细心怀疑、独立思考者少，或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于是以讹传讹，欺人自欺。及宋人尚理好思，清人考证细密，前述《论语》可疑之处，袁枚、赵翼等已有发现，崔述《洙泗考信录》尤多创获，近人梁启超、钱穆等承其绪，今人读书，于是大得启发。
《论语》近五百章，编成于二千多年前，比之相近年代、分量相近之其他中外典籍，词句歧义已算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