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成书与流播

四、《论语》的成书与流播

甲、《论语》的篇章组织

谁编《论语》？什么时候？确实已无从考定，更不必臆度；总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门生的一传再传弟子。他们怀念师教，经过多次收集、讨论，把公认可信可传的宝贵事迹与教训记录下来，化各人心中的个别回忆为天下后世的宝典，这已经是孔子卒后好多年的事了。

《论语》的话题，主要是“天”（天道与命运）、“人”（人性与人生）、“政”（政经与伦理）、“教”（教育与学习）四类。特别是“仁”（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核心）、“礼”（人际交往规范准则）理念的阐扬，“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众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别等等，着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话语的单独记录（包括自述和评说古今人物），孔子与门人或者时贤的问答，入门弟子对先师的怀念、评述，以及彼此间的讨论。

今本《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多字，分章近五百，辑为二十篇，各依首章首句“子曰”以下二三字作篇目。（此后其他先秦子书也大都如此。）

值得特别注意的几点：

（一）篇内章数，此依元明清七百年士人科举必读的朱熹《集注》，后来各家稍有出入（如※各篇），有些是重出的各章不计，有些是章中首或末句属上属下意见不同。第十篇《乡党》（※※）朱熹只作一章，他人或分若干章，所以章数并不一致。

（二）第十篇《乡党》不记言而只述起居琐事，似《论语》初编至此拟告总结，其后续有新辑，所以又有以下各篇，故文字风格与前九篇稍有不同，末五篇词语尤异。篇末又每有文义不类或无关孔门的杂散文字，似属后人利用竹简剩处空白补记，而再后又羼入正文者，在于上古，此属常有。（详见崔述《洙泗考信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钱穆《论语要略》等书。）

（三）《公冶长第五》多评论弟子与其他人物；《先进第十一》多评论门人；《子张第十九》皆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子等最著名孔门高弟的语录；《尧曰第二十》章数特少而首章特长，言尧舜禹汤圣王承传之事，显似最后附录。

除此之外，各篇内容大同小异，皆言为学为教为政为人之道，后世学者屡屡尝试综合大意而再次分类分篇，往往细碎而层次难明，更不可取代原典。

（四）现代编者或仿基督教《圣经》西人之法，篇章分别系以数码（例如《学而第一》首章是1.1，《尧曰第二十》末章是20.3），简便清晰，乐用者渐多。此法亦宜推广于其他典籍。

（五）清代大学者赵翼（瓯北）名著《陔余丛考》卷四：“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详见本《导读》下节）钱穆《论语要略》援引此语以叮咛读者，值得记取。

（六）《论语》是现存有关孔子言行最可靠的记载，最值得旁参的是《左传》之中性质相同的史料，再次就是《史记》。除此之外，从战国到汉初，许多同道后学（如《礼记》中各篇，特别是《大学》、《中庸》）、异路以至敌对学派（例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种种或引申发挥、或假托拟设、或造作嘲讽、或栽赃诬陷，主要是借以申抒各自的思想与情感，极少数是不可不信，有些是不宜轻信、不必尽信，甚至不值一哂。总之最好以《论语》作为稽考——当然，对《论语》本身，尊重的同时，也要冷静、理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为政》2.17）

乙、《论语》的流播

《论语》流传，自然从孔子的故乡开始。汉初，有《鲁论》二十篇；《齐论》与《问王》、《知道》，共二十二篇，各篇中章句，时亦稍多于《鲁论》。两种本子，都用当代流行的隶书（“今文”）。又有据说是出自孔子旧宅、因鲁共（恭）王欲扩建而坏之于是发现的，用秦统一前东方六国文字（“古文”）的《古论》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而多一《子张》或《从政》，篇章次第亦异。汉成帝在位时（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七年），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的尊贵势位，据《鲁论》而汇合《齐》、《古》二本，号《张侯论》，于是天下从之。后汉晚期灵帝熹平（一七二年至一七八年）所刻石经，即用此本，而他本渐废。汉末郑玄即就此为注，可惜已佚，今所能见只有敦煌残卷。另外，魏何晏有《论语集解》，梁皇侃有《疏》，后来也渐微而佚，今所见者清乾隆时自日本流回。又有赵宋邢《义疏》，即《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

最普及而有政教权威的是南宋朱熹《集注》本。这位理学大儒，四十八岁时，萃尽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论语集注》十卷，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元仁宗时，诏复科举，出题考试即以此为准。明清沿之，七百年来成为士人必读、官民共遵，视作礼教规范。到学风甚至政风改变，自然也受到质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宋明理学重哲思而轻训诂，疏失之处，赖清人缜密的考据补之正之。晚清刘宝楠、恭冕父子先后勉力逾三十年，成《论语正义》，融汇汉宋，旁采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补《集注》之不足，至今仍推为典范之作，不过那时国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机，又甚于孔子之时了！

晚清政昏世乱，列强交侵，为了救亡图存，学风又改。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以至孔子都备受抨击，至六七十年代间乃达巅峰。出于种种动机而丑诋污蔑孔子与《论语》者不少，也就是世道人心的印记。相形之下，中国艰苦抗战期间，困守北平的程树德（一八七八至一九四四），以贫穷病瘫之身，处敌伪暴虐之区，口述而赖亲戚笔录，奋斗九年，成《论语集释》一百四十万言，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翔实精备，嘉惠士林，实可谓“时穷节乃现”，不只是《论语》以至中华文化的大功臣，更真正活现了孔门之教！

《论语集释》一九六五年初版于台北，一九九〇年初版于北京，其后“孔子学院”遍设世界，虽然重在教习语文，未涉哲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长城自毁。学风既随政风趋于温和而稍复正常，重刊或新著有关孔子《论语》之作，也纷纷出现。以大陆地区而论，得力于传统训诂而出之以简要者，如杨伯峻《译注》；博采西人近现代哲理而间出己见者如，李泽厚之《今读》、李作干（金纲）之《鼓吹》；以至许多其他有关书刊篇章，都对学术与人心有所裨益。此外更有女士之作，因现代传媒而及于西方。如果孔子有知，也会喜欢时代不同，对女性要刮目相看了！至于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地区，几十年来，孔子与《论语》平稳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认识与尊重，其间尊孔知儒的少数学人始终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启后。当然，主要的希望与前途，还是看整体的华人自己了！

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西人一向对《论语》以至整体东方学术，兴趣和了解都很贫弱肤浅。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等崇理性而疏宗教，于是推介儒学，不免热情有余而了解不足，兴趣并不持久。大哲康德（I.Kant，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四）、黑格尔（G. Hegel，一七七〇至一八三一）等更对儒学不知其长而只轻其短。晚清嘉庆、道光间，新教马礼逊（R.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东来，精力瘁于译经传道，未遑了解儒学真相。并且中国衰败病弱已显，跟着一败再败，挟工业革命所得的军事、经济优势，几乎就要沦中国为非洲之续，以供其宰割瓜分，连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内的西人，都充满种族偏见与文化优越感，更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什么了解和尊重了！

其间只有马礼逊后继者理雅各（J.Legge）用助手而译《四书》、《五经》，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终极目标仍在传教。至于非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既异，其评估儒学《论语》、孔子等等，又自不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中国政治局势一改再改，美国首当其冲而资源最足，培养人才、广搜典籍，研究《论语》以至整体汉学的成绩，较之欧陆，又渐有积薪之势了。

总之，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无知；对本土传统学术思想的得失优劣，更应先有自知之明，然后他山之石，可以为助。否则随人轻重，彼云亦云，甚至是非颠倒，那就可叹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