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与保守的统一：荷兰的兴起
荷兰不能放弃既有的市镇自治，因之也表现出资本主义之另一特征。即对外虽进取，对内则相当的保守。
——黄仁宇：《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威尼斯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发源地，但它的商业组织，却不能立即为西欧大国仿效。黄仁宇先生说，在仔细追究幕后原因的时候，才知道有关经济的问题，必定要牵扯到社会上很多其他的因素，要改革也必须全面改革。其范围之广，有如一个走兽之蜕变而为飞禽，倘使没有内外剧烈的压力，也组织不起来。
后来的事实显示，能够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开始采取新体制的国家，是较意大利自由城市大，但又较英法为小的国家。尼德兰联邦，一般人称为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因为地处北海之滨，在欧洲形成封建社会之时，仅是一个不大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到中世纪末，本地市镇居民自治力还很强，很多封建的宗主，承认这些市镇享有特权。
12世纪之后，这些市镇普遍的建立城垣，封建诸侯在这些市镇以“自动贡献”的名义，获得一些财政上的资助之后，仍让他们保持司法的自由。当日有不成文法，一个农夫逃出庄园，在城市里住了1年或100天，即成为“市民”，在低地国家内，有时只要40天，就可以获得这种特权。
欧洲货币普遍的流通之后，物价成直线的上涨，很多封建制度上的劳役义务，已经以金钱代交，无法调整，并使得庄园贵族的力量更为薄弱，而市民的力量更为高涨。同时各市镇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以它们自己的习惯做主，也形成了一个千差万别的局面。
15世纪时，低地国家全部为勃艮第所得，而勃艮第的领地又牵连到今日德法的一部分，从地图上看，也很有在德法之间，造成一个第二王国的趋势，所以它的主持人，希望在全境实施中央集权，于是组织新法庭，派遣法官，全面抽税。只是刚开始不久，大公爵就战死。而1477年继任的女公爵玛利，年方二十，于是低地国家的很多市镇，在根特集会，向她提出文件，叫做“大特权”，内容与英国“大宪章”相类似。
“大特权”中规定，最高法庭对各地有能力自行裁判的案件不得过问，女公爵不得在没有获取各市镇同意之前，对外宣战或对内颁发新税令，不得派遣非本地人为地方官，甚至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经过市镇代表的同意。当时玛利出于无奈，只得接受，这样就更增强了各地区自治的趋向。
一到16世纪，这里的经济发展，有了更显著的进步。弗兰德斯的毛织业和阿姆斯特丹成为主要的港口，已经增加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一心要控制全欧洲，认为低地国家是他祖传家产，于是揭开了反宗教革命的旗帜。他以排斥异端的名义，利用宗教裁判所，增强对各地方的控制。这样就把低地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问题和思想信仰问题，连成一串。
公元1550年，他发出敕令，其中讲到，凡印刷、抄写和传播路德、卡尔文等离经叛道的文件的人，一律处死；即使是未经批准，私自阅读圣经，或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之下，讲解圣经的，也要处死；如果触犯罪行的人表示忏悔，则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要是不忏悔的，立即绑在木桩子上烧死。结果很多人因此而丧命。
查理退位之后，腓力二世继承西班牙和低地地区，他立即重申前令，并且于1560年在低地国家设立新主教区。当阿尔瓦被任为军事总督之后，他在低地国家有执掌民事的大权。在他的恐怖政治之下，丧生的又有1.8万人，还包括当地一部分贵族。因为西班牙军队需要给养，则就地增设物品销售税，一件物品买卖10次，就要被抽税10次。这些都激起普遍的抵抗。
荷兰于1581年宣布独立，因为英国的资助和同情，以及经常派海盗抢掠西班牙的贸易船只，腓力即派遣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无敌舰队由130条战舰、7000名水兵、2.3万名步兵组成。英军采取火烧连船的办法，大败无敌舰队。后无敌舰队从英国北海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又遭风暴，损失惨重。从此，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为英国所取代）。大陆上的战事缠绵不断，直到1609年，双方才签订停战协定，但这时，西班牙已事实上承认荷兰的独立。
黄仁宇先生指出，从研究资本主义形成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有几点值得考究的地方。荷兰成为独立的国家，以后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体制。但是这独立战争之间，阶级斗争的成分淡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低地国家，尤其是荷兰，并不是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区，所以当抵抗西班牙战事发生的时候，贵族与平民一齐参加，实际上演变成一个民族战争。
荷兰人过去没有组织国家的经验，他们也没有向大陆扩展的能力和兴趣，只有航海和经营商业是他们的长处。况且他们需要的矿砂和木材来自瑞典，处理肉类的香料来自远东。为了海上的安全，荷兰立即成立公司，成为海上保险的中心，吸收了大量国际资金。
黄仁宇先生说，以上措施都是别开生面，并无成例可援。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则是荷兰民国广泛地以商业组织做立国的基础，除了增进全民财富之外，没有更好的逻辑，做它存在的理由。这种体制也必定要保障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同时担保私人资本会在公众事务内有一种庞大无比的影响。
由于上述的原则，荷兰不能放弃既有的市镇自治，因之也表现出资本主义之另一特征。即对外虽进取，对内则相当的保守。这新民国内部组织的公式是联邦制度，大事由联邦决定，小事各省自理。民法的实施，大致尽量依各地既有成例处置。好在荷兰这一省，拥有阿姆斯特丹，占全国人口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所以就算联邦内部的问题再参差不齐，也不至于出大乱子。
结果，荷兰成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它在国际间的地位，以历史上的17世纪为最高。不过，此后它的领导地位被英帝国取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黄仁宇先生说，以今日之眼光，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这些国家所开创的财富，无从流通到下层社会里去，因此无法使生产与消费同时做超时代的扩张。此外，还有诸多问题，如科技之待展开、教育之待普及、交通通讯之待继续增进等。此类问题若得不到满足，任何国家也无法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来支持这个理想的实现。
另外，荷兰之成就，主要是在重新组织民族国家的关头，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缚，同时，吸收了大量有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多方面去。可是如此特创体制，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个不平衡的局面。17世纪很多国际战事的发生，多少和这不平衡的局面有关。荷兰已经在陆战中证明，它攻虽不足，防则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欧洲大陆产生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