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的过渡人物：蒋介石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不能不讲的人物。
蒋介石的一生，复杂至极，有关他生平事迹的介绍，也可谓汗牛充栋。这方面的情况，不是本章的重点，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很多相关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我们所关心的，仍然是从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理解蒋介石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
黄仁宇先生对蒋介石一生的总体评价是，蒋介石通过自己的努力，曾一度达到了中国社会的表面统一，他也曾致力于中国社会之改造，并且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使得中国能够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林，但由于这种改造只限于上层，所以对于中国社会之彻底改造的收效并不很明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也就是说，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蒋介石对中国的贡献，至1945年8月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后他的声望降低，而且因内战之展开，其中较有创作性的工作已由中国共产党做出，因而历史发展的重心，实际上已逐渐转移到中国共产党那边去了。
黄仁宇先生为写《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花了两年的时间，他说，在这两年中，最大的成果，是真切地了解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数十年，最初并无预感，而只是随着局势的展开，才发现自己身居高位，成功固然出于意外，失败也来得离奇。
关于蒋介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黄仁宇先生指出，我所谓大历史对刻下题材适用之处主要在将蒋介石、毛泽东和他们的继承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视做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的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
我们可以感觉一下，民国初年的中国，与魏晋南北朝的情况有无类似之处。公元7世纪以前之“五胡十六国”，也无非是旧有的体制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以致社会整个地崩溃了。这分裂的局面结束后，隋唐之际采用《周礼》所赋予间架性的设计，创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兴建国都于长安，开始科学取士，创造了高层机构。人民则经过府兵及均田之安排，已具备了新的基层机构，再因教育与税收，沟通了这两端的联系。
而民国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棘手。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工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亦不能虎头蛇尾，则已古今中外皆然。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做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所以，我们不可忘记蒋介石在1937年之领导抗战，并非全部出自一己决心，而实因西安事变时被各人拥戴逼就。
黄仁宇先生说，很多人以蒋介石没有在抗战结束日本投降时功成身退为憾，但是这样的想法却又是忽视了历史人物蒋介石的性格。况且，蒋介石也不能和我们今日一样，对着中国在20世纪的改造，采取着分割为三段的看法。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的奋斗也可以包括全部革命的过程，对他个人而言，促使他几十年奋斗成果的，或者仅仅是对名位的追求，或者是思想信仰上的动机，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了实质的差别。在很多情形之下，这些因素早已凝聚为一，总之他已不能挂冠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解放战争的战事接近尾声，甚至黄埔将领已开始脱离战线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多次前往大陆和沿海岛屿部署军事。他这时候名义上已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他于1949年8月赴定海再往广州、重庆、成都、昆明，至10月3日回台北；10月又巡视厦门及定海，11月留驻重庆及成都，在四川滞留1个月，直到中共军队逼至近郊，才在12月10日返回台北。两天之后他出席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纪念周，讲述此行经过，其重点仍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蒋介石的经历和奋斗，是好是坏暂且不论，成功与否也并不重要，这过程本身，就具有重要价值。总之，蒋介石是“长期革命”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