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商业化：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黄仁宇：《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因而他的变法，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黄仁宇先生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宋神宗皇帝引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不过，由于从“间架性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所以黄仁宇先生对王安石的变法，牵涉了很多西方的分析。
王安石没有被神宗重用前，已很有名气。因其有才华，所以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却能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传（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为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6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又任他参知政事，专务“经画邦计”。
皇帝重用王安石变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而王安石也是一个性格倔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据说他曾说过，人言（社会舆论）不足畏，祖宗之制也没有必要效法，可谓石破惊天。此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为地方官，或被勒令退休。其中，司马光带领十多位当时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洛阳花了很长的时间，编修《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又一高峰。时人称洛阳“有真宰相在”，可见他的得人心。
王安石于1070年任同平章事（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1074年，神宗皇帝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将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任平章政事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回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1085年去世，继任的皇帝哲宗赵煦9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等人，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其实，新法之中也有不少优点，但司马光却坚决地全盘否定。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5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变法派人士惶惶不可终日，人人自危，据说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惟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扣上一个故意请病假的帽子。
可是8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又来了一次大翻案，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的谥号，又重修“神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间，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祐党人”（因为哲宗的年号为元祐，故名元祐党人）。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置将法、保甲法、颁布《三经新义》。黄仁宇先生指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在变法时，王安石曾与司马光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王安石在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数量扩大，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也可以增加。这也是现在现代国家理财者所遵守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黄仁宇先生说，这种官僚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位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具体商业过程。至于累进税，更是技术上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止兼并，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好在有儒家经典，为官僚集团成员所利用，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历史的根据。
但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里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其收入也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和粮食当作次要的东西。其税收根据五代十国的数字，比一般的税率高，同时政府大规模的开矿铸钱，更使其数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原则。
所以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公元11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宋代在财富方面的积累，实在有商业方式管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组织也可以籍此发展成熟，因此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
但是，黄仁宇先生反问：如此说来，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慧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么多的阻力？原来，由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其他方面相关的配套体系。现代化管理方式，必须要承认私人财产权，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其次，则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凡婚姻、继承、负债、签订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办法。而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社会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层机构，由于这些条件的不具备，所以黄仁宇先生说，王安石的变法，就算是不管他想变哪些法，也可以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黄仁宇先生还对新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一一批判。“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就算是在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了技术上的问题，无从着手。“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门”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遭神宗谴责。“青苗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和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的贷款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
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的新法，在一定时期还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呢？黄仁宇先生说，不管怎么说，王安石的想法是好的，而当初推行新法时，对于它的结果，又不可能有先见之明，会认为当日新法必不行。11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各地特殊情状，有选择的和谨慎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的无用。当然，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
这已经是多次得到验证的事。
对于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黄仁宇先生在多处强调，一定要在长时段的范围内看问题。他说，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王安石就有关系。
黄仁宇先生还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而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巧而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