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历史的工具：黄巢
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
——黄仁宇：《黄巢》
873年，关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政府仍然继续催交赋税，导致王仙芝于875年起义。此年六月，他攻下山东濮州和曹州，众至数万。这时，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巢起义。
黄仁宇先生指出，此次黄巢起义，与以前或以后的历次起义，都有不同之处。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做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好运，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始终不是在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加的例子。而《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我们读中学时，课本里有他写的诗，需要背诵，可见写诗的平仄关系，他还是了解的。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外，一般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过相当多的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也是经常收纳讨伐他的官兵。
黄巢与王仙芝两支起义军会师后，共同作战。唐政府曾派淮南、河南、山东等五个节度使的兵力前去镇压，并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招讨使”为唐代开始设置的军事长官。唐贞元末，置招讨使，以大臣、将帅或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兵罢即撤。五代时亦设有招讨使），统一指挥，围攻起义军，又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皆训练士卒”，镇压起义的农民。
876年七月，宋威击败王仙芝的队伍，使起义者走上了避实击虚的流动作战方针，转向河南进军，不十日而破八县，“东都大震”。
唐政府看到镇压不能取胜，就派宦官到湖北蕲州授给王仙芝左神策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产生动摇，准备接受招安，只是由于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才作罢。
此后，王仙芝与黄巢分开行动。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被杀，余部投靠黄巢，两军共十余万人，共推黄巢为王，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得福州，又再于879年的夏天攻占广东，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降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末酬，又加以疫疾流行，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后，决心北返，路中并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又经过几度迂回，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朝皇帝僖宗李儇，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占领长安后，他没有乘胜追击唐朝的剩余力量，使得唐朝又重新站稳脚跟，向各地节度使发号施令，围攻起义军。到882年，长安已被唐朝的军队牢牢围困。而黄巢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放弃了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渐成问题。
在长期包围下，黄巢的军队日益困难，粮食极为缺乏，不得不以树皮等物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经唐朝的招安，882年，朱温降唐，僖宗任命他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此后，唐朝还请求沙陀贵族李克用来协同镇压。朱温与李克用的参战，极大地增强了唐朝的力量。黄巢一战不利，只能退出长安。884年夏天，黄巢在山东兵败后自刎。
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他战略的成功，与唐政府的内部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藩镇割据，其次是朋党之争，这两种内耗，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依然存在。
正是由于以上局面，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他却认为：“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所以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做困兽斗，有战果则不扩张，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的普遍现象。因此，黄巢行动叵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太多。
总之，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问题有关，但不是最重要的环节。9世纪的中国社会，经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组。
黄巢起义的意义在于，他的暴动彻底地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调的真相。唐初租庸调制的设计，是假设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其中的各种因素，也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已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如何办理，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就无法再进行统筹。
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9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帝国1/4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1/4地方则全不缴纳，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无从核对。
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双方在过帐时，发现有钱40万无法说清楚。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包制的模样，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只有依赖宦官。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所以有人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但除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是各地驻军的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必然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和黄巢就是因盐业起事，可见政府的专卖食盐政策与人民生计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
从以上各节综合来看，黄巢的变乱，证明国家需要一种新的体制。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都要待五代十国的军政府进行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正规体制。所以说，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