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的代价：藩镇割据
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黄仁宇：《“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所谓“藩镇割据”，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卢龙、成德和魏博。每一个镇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1/3个行省的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其中，成德镇治所为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占有恒、定、易、赵、深、冀等州（河北中部和南部）；魏博镇治所为魏州（今河北大名），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占有魏、博、贝、相、澶、卫等州（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地区）；卢龙镇治所为幽州，自幽、涿、营、莫、平、蓟、檀等州（河北北部、中部及辽宁西部），他们各拥重兵，表面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
安史之乱既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玄宗时，宰相或大臣遥领节度使，节度使出征或入朝，常置留后知节度事，以后成为惯例），也等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贡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制，则自行确定。其中还发生过军士驱逐他们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事情，唐朝皇室也只好事后追认。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遍及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时效法。
藩镇割据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在此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就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地用军事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说话，在位只8个月。所以这段历史发生于李适与李纯两帝之间，在公元800年之前后约各20年，共历时约40年。
黄仁宇先生说，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782年达到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至此他们也还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783年从淮西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大都赦免。他在784年所下诏令中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待之如初”，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在于自己统治的不好，大部分人都可以既往不咎。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滔亦气馁而死。但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代，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
宪宗在祖父推行退让政策20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只是宪宗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飞扬跋扈，四出攻掠。宪宗乘机出兵讨伐，但因将帅不得法，出兵3年而不能奏效。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统帅。当时各道军队都由宦官监军，进退攻守不由主将，打胜仗功劳归于宦官，打败仗过错全在将领，因此谁也不愿意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一职，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唐将李愬，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他率领9000士兵，突袭淮西镇的治所蔡州城，一举活捉叛乱头子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至此，唐代的削藩事业达到最高峰。
宪宗朝唐室称中兴，然而好景不长，翌年宪宗即为宦官所杀。以前，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所以宦官问题在唐代也开始突现出来，到后来，不光内政要受到他们的影响，连皇帝的废立和生死，也由他们掌握。
黄仁宇先生认为，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40个到50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所以藩镇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如何分析这种现象，黄仁宇先生说，还是应该从制度本身找原因。公元780年德宗用杨炎的建议，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则天及玄宗初年大规模地组成新官僚体系，排斥巨家大族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行到广泛的区域。但是，经济的条件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渐趋复杂。
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的团结发生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更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买战马又要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做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所以，综合以上的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存在长达数百年之久。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由于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这一条生命线，是以漕运为基础。据说德宗时，漕运一时受阻，长安人民饿死无数。不久，江淮转运使滉送江南米300石前来，德宗闻讯后喜不自胜，竟急忙跑到东宫太子居住的地方，对儿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将士们也欢欣鼓舞，高呼“万岁”。）
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所建的辽国，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总之，黄仁宇先生认为，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如果再能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则黄仁宇先生说，在“藩镇割据”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发生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这种种情形，对唐朝而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而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然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职位的世袭，他们的继承人也要部下共同推戴。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