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体系的冲突：安史之乱
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无法实现。
——黄仁宇：《九重城阙烟尘生》
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北京）以15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并于次年取长安。此为安史之乱的开始，并成为唐代中衰的转折点。
安禄山的祖先出自苏定安（中亚腹地），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安禄山所统率的部队15万人，以每天60里的行军速度南下。而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多数已经名存实亡，不仅各处没有“勤王”（所谓“勤王”，原意是指皇帝不能勤于政事，需要大家“提醒”他，后来多隐讳地指国家有难，皇帝需要保护，各地方自发组织力量护驾）的行动，安禄山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他敢于在公元756年年初自称“大燕皇帝”。
但安禄山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李光弼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他将一个老病而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背受敌，反而是强迫哥舒翰仓卒出战，以致一败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入长安，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不能生效，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接着发生马嵬驿兵变，士兵们退到这个地方后，坚决要求处死杨贵妃，否则决不前进。唐玄宗纵使再想挽救杨贵妃的性命，也是无能为力，只好让杨贵妃自尽。接着，士兵们又要求拥立太子，结果肃宗继位。新朝廷收容了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帮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又一月收复洛阳。而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的儿子安庆绪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阳退返河北之后，被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也是混血儿，他在757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8万之众降唐。肃宗明受降，但却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再陷洛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被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在763年被部下李怀仙所杀。至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
如何对此段历史进行评价呢？黄仁宇先生说，我们今日重新检讨这8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卒之间，得到确切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比如有人责备杨国忠，说他身为宰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有说玄宗任人不当的，安禄山“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群牧使和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送到他手里。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任用番将是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李林甫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番将，因为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但不料却因此而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黄仁宇先生认为，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节度使制度的起源，发生在玄宗天宝元年（742），他设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49万人，军马8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但仔细看来，则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实事。
当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旷骑”，自737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番人，有些还带私马。至于给养，由屯田上的收入提供。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的影响，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时候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师，没有一个中枢作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的补给。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全靠自己的能力招兵买马，屯粮制械。
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所以黄仁宇先生认为，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通晓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还当过市场经纪人，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另外，他对于中央各级官员的拉拢，也有相当高明的手段。他认唐玄宗与杨贵妃为父母，据说还让杨贵妃重新“生”了他一次，结果弄得唐玄宗还要因为“生”了这么一个大儿子，在宫中遍发赏钱。总之，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被替代。
而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不相容的问题：边防注重实际情形，唐代北方游牧民族强盛一时，对付这种情况，就需要以防区广疆域、资源活用为有原则；节度使以职业化，以及和当地民情风俗融洽为有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能够发挥迅速功效的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即使是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的差异，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所以安吏之乱可以看做这两种体系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灭内在的冲突。至于“番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织格格不入。以异族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他们也并不会因此而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7年多被平定，也与此有相当关系。拥番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士兵抢夺，一经开始，就不可能按高级将领的意愿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安庆绪派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杀安庆绪，史朝义杀史思明和李怀仙杀史朝义，不仅是个人恩怨，也是叛军的组织之中必包含很多矛盾的结果。
所以黄仁宇先生才说，关于安史之乱，我们不能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走极端，甚至亲信也成世仇。我们在1200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