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体系的产生：分裂中的积极因素
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作基础的大帝国。
——黄仁宇：《从分裂到统一》
在引言里已经说过，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里留下了一段尴尬局面。但这未尝不是好事，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华民族演进的历史。当然，对于此段历史，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难道说在这长期分裂之中，就没有一些积极的、能够重新走向统一的方面？当然是有的。
我们已经讲过，均田制是重整中国社会的关键一步，它的重要性，已经在黄仁宇先生那里，得到了多次强调，这里暂且不说。至于其他方面，黄仁宇先生也一一做了分析。
首先是各民族的大融合。这是一个大趋势，不光孝文帝改革，走的是这条路，北周的创始者宇文泰也是这样。宇文泰也是鲜卑族，北魏建国之初，最有名的家族共36位，其他的大姓也有99位，但是这些家族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大多绝灭。554年，宇文泰下令重新从政权中挑选“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也就说，让这些人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
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的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在他盘踞的关中地区，并没有很多鲜卑后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混血的将领。这样只会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将胡汉的界线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之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关于兼并一事，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人认为秦汉以来大帝国之崩溃，在于“兼并”。土地一集中，则地方官无法处理境内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这种士族力量的膨胀，也影响到军事行动。在政治秩序崩溃的时候，立坞设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领导。
黄仁宇先生强调，这种种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
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是任命苏绰为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的设计，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这种趋势也可以在考试制度演进的历程中看出。汉朝的对策并未正规化，只有隋唐之后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开，这固然是制度上的进步，然而若是没有社会进化的背景，就不会有这么多布衣学人应试，而他们也仍会被宗党和豪强所抑制。
当然，黄仁宇先生强调，这样一个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无数小自耕农的体制，并不会因全国统一而立即成为事实，这中间是经历了很多周折的。比如，589年，隋灭陈，可是第二年江南的巨家大族全部叛变。可见南方仍受巨家大室的操纵。但这些巨家大族的弱点，则是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到最后，他们被杨素各个击破。
佛教也是一个很有作用的方面。尽管有人对佛教毁誉参半，但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文学、美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发生根本的冲突，才能两相折衷地互相融合。比如，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对王权的挑战。因为按道理，和尚是出家人，不必要服从世俗权力（皇帝）的管辖，所以他们在与皇帝会面时，通常是不需要也不应该参拜的，这就是常说的“沙门不拜王者”，但是这样一来，皇帝不干了：为什么要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经过多次较量，和尚们答应可以参拜，而皇帝也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让步。
黄仁宇先生认为，针对南北朝的时期，佛教不是一种带强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种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伦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小老百姓接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士大夫欣赏的天台、华严的悟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经发生了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作用。
至于文化的传承作用，前面已经多次说过，这里略去，倒是魏晋玄学需要再强调一下。对于魏晋玄学，黄仁宇先生认为，我们通常一提到它，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领导淝水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西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
还有传统的阴阳等辩证唯物主义观念。当时人尚“无”，晋朝则有裴頠做《崇有论》，与之抗衡。他说：“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这时原“体”，是依靠的意思，整句话是说，生命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这就是“理”；而“理”所依托的，是“有”；而“有”之所以能够存在，还是要有凭借。这几句话已经说明，没有物质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不能创造观念，所以黄仁宇先生说，他简直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论哲学家之一。
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齐的范缜作《神灭论》。（范缜，字子真，今河南泌阳人，少孤贫而好学，十多岁时拜名懦为师，在其门下数年，布衣草鞋，在同学面前毫无愧色。学成后，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曾任尚书殿中郎。）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形”（物质）和“神”（意识）的关系，就好比“刀”和刀的锋利，没有听说刀都没有了，锋利还得以存在。这比裴頠的唯物论又更进一步。这种议论于公元5世纪时提出，也不同凡响。我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立场，也可以想象中国人这种共通的信心，而这种自信心，也必定会在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生过无可衡量的作用。
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子业为妹妹山阴公主置“面首”（男宠）30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亡，曰“步步生莲花”，同样被斥为无道，也同样被视为这个时期的代表。结果这些20岁不到的年轻人，在相继被弑后，还要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
黄仁宇先生又说，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他们既已永远的称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没，如果真的是士气消沉人心不古，这一段历史就不会如此写。总之，这事实的背景是：汉代虽亡，过去多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大帝国，一到客观的环境许可，这样的一个大帝国就可以重新粉墨登场了。
要点
此专题是“长期分裂”的下半部分。在这一部分，我们专门讲到了几个对走向重新统一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北伐、孝文帝改革以及一些积极因素。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南朝为统一的努力；第二个问题正好相反，是北朝为统一而进行的工作；第三个问题则是从综合的角度来看问题。有了这些方面的了解，我们也就大致可以对于统一与分裂的问题，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了。
概念解释
“府兵制”：西魏和北周时期，建立了府兵制度。它在形式上采取鲜卑八部之制，设八个柱国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开两府，每府领一军，共二十四军。府兵不入民籍，另立军籍，自备武器，有兵农合一的趋势。府兵制对隋唐的历史有重要的影响。
“天台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相传其创始人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其主要思想是认为一切事物都不具备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事物（法）只是因缘和合的假想。
“华严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其实际创始人为唐朝的法藏，他与武则天交往较密，为华严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华严宗宣扬“一真法界”的最高宗教精神境界，认为世界存在于一个有严密结构、互相依存的关系整体中。
“鲜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落之一。公元前3世纪，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号。经过多次反复，鲜卑族在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它发展的最高峰，它先后建立的国家有吐谷浑国、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魏、西秦、南凉等国。由于吸收了很多汉文化，鲜卑族渐与汉人融合，到隋唐时，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鲜卑族已经不复存在。
思考题
1．如何评价孝文帝改革？
2．试分析中国统一的几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