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为难处：武则天
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
——黄仁宇：《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的父亲原是山西的一个贩卖木材的商人，因与李渊有交往，李渊起兵后，追随至长安，得到了重用，曾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太宗才人。太宗去世后，她就被发付感业寺当尼姑，在这里她邂逅唐高宗李治。此后她由高宗的昭仪进为宸妃，于655年立为皇后，据算应当已在30岁左右。
高宗于683年去世，武则天初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己仍临朝称制，不出两月，她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依然独掌大权。公元690年，她“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称帝约15年，到705年春天，她生病后，才由李显复辟，是为中宗。那年年底武则天与世长辞，活了81岁。
中宗之后为睿宗，也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此后唐朝其他15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然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
黄仁宇先生说，如果仅短距离地观察武则天，我们很难看出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她在有些地方，很像王莽，根据《周礼》及其他原因和个人爱好，将政府机构和各种事物频繁地更换名称。可是任何人以为唐朝的太后变成了大周皇帝，仅在装饰门面，在各种事物上加入比较鲜明的女性色彩和美术情调，则是绝对低估了武则天的“革命”。
中国史学者通常以为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但黄仁宇先生分析说，《旧唐书》云“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现在看来，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压，也妨碍其视力，有多年历史，所以倚赖武则天判断文书，又让她“垂帘听政”，坐在皇帝宝座之后了解大臣的谈吐，已分别开始于650及660年间进行，除此之外，现存史料也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
况且李治的好动好改变，与武后也不相上下。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16次，高宗就改了14次，最后在位5年，每年年号不同，为前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兵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样子。通常历史学家以武后时期进行的殿试，是中国考试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其实早在公元659年，高宗就“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而且高宗在位34年，已经一再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圣”，所以他生前就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
他一去世，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的力量。高宗过世之后不久，首先发生问题的，是儿子李显。他虽被立为皇帝，未有实权。在这时候他封皇后（即后来的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但管重要任免的中书令不肯同意。这不仅是官衔禄位问题，还因为侍中是举足轻重的官职，如果将它任命给皇后的父亲，势必会与太后冲突。这件事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成为废他为卢陵王的主要原因。
武则天控制政权，成为她本人和亲信安全的惟一保障，她只有一步逼一步。李显与韦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使者，就很惶恐地以为是母后要赐他自尽的诏令。另一个儿子（所谓章怀太子贤），很可能被她亲信所杀。还有一个儿子早死，剩下一个儿子李旦，纵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后她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紧，也逼得很多李家亲王造反，因此才将他们诛杀殆尽，只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因为流窜到岭南，才幸免于难。
这类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一方面却也是很多复杂因素一时聚集所致。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也是此时的产物，其目的就是要让朝中人物于逆顺之间分别去留，以至于对她忠心耿耿的狄仁杰，也一度被她判处死刑（天授三年（692年），酷吏来俊臣由于与狄仁杰有矛盾，对他进行诬陷，下狱判死刑。后来由于获得面见武则天申诉的机会，才得以免死，不过，仍由原来的地官（户部）侍郎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贬为彭泽令。）
武则天能够制造她的理论。她发觉自己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使是让儿子做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决定“革唐命”，自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
武则天为了对抗李氏族人，重用本家族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但是，关于究竟是立儿子还是侄子（武三思）为太子，她又颇费周章。据说，最后之所以没有立武三思，乃是由于大臣吉顼对她说：“如果立了儿子，逢年过节，你都可以有人来祭祀；如果立了武三思，则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还没听说侄儿有祭祀姑姑的道理！”她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他们的建议，还于圣历元年（698年），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这就是说，武则天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礼”的限制。
武则天引起历史学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有很不利的条件，但作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年，此后又以皇帝名义执政15年，除了因她自己而产生的问题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697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可见这些名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如果将眼界扩大，按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来看武则天，则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公元7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第二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配备的时期。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数学公式去管制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形复杂、物产和交通条件迥异的地区，但它的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控制的对象又过于复杂。
所以黄仁宇先生才说，从各种迹象看来，唐初大规模组织的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策士，考察读书人，又能不较他们的门第。她精力旺盛，很多官僚被诛杀流放后，肯定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人能补上，而这也通常由她自己做主。有人说她在位时，“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新进人员之多。
武则天为了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及李唐王朝，修《姓氏志》，把武家列为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谱内。经过此次订证，原来列入头等但早已衰落的一些大家族，就再也不能以大族自居了，反倒符合了当时庶族和士族合流的趋势。
总之，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的成功多半是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权威，但是也要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在这条件之下，谁做皇帝、国号为何，就都无关紧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