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汉朝的工具：党锢之祸
当时的人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造成事实的工具。
——黄仁宇：《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目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社会上的舆论，从而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大官僚和世家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对于这种清议也大肆提倡。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多少起着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但是风气所至，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极力把自己伪装为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议的赞扬。
在这时，正巧有东汉的特殊政治环境。东汉的12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登基，其他不是弱冠而立，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获得很大的成功。洛阳的太学，有240房，1850间。至桓帝时太学生称3万人，而私人传授学业者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出路。当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踯躅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更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在宦官外戚的统治下，士大夫的仕途被阻塞。他们的党羽和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权门请托，贿赂公行。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6名孝廉，当权的贵人交相请托，占据名额，名士入选的只有一人。桓帝以后，察举制度（察举是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王朝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贡上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举或岁秋，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更为腐败，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也使太学清议集中到攻击腐败的朝政和权贵，他们还对敢于干犯权贵的人，大加赞扬。
太学生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顺帝以前，第二阶段为桓灵时期。在第一阶段，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还没有形成一股势力。
早在和帝初年，窦太后临朝，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朋比为奸，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随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罢免亲附窦氏的州郡官吏40余人。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外戚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相勾结，“嘱托州郡，倾动大臣”，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表示抗议。结果杨震被罢官，愤而自杀。
桓灵以后，朝廷完全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中，政治更加败坏。面对这种局面，更多的官僚和士大夫联合起来，反对外戚和宦官，遭到镇压，从而造成了有名的“党锢之祸”，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桓帝后期，涌现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杜密为北海相，翦除了一批手下县令中宦官的党羽。济北相滕延把劫掠行人的宦官爪牙处死，陈尸路旁。其他如汝南太守刘质，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等，都因与宦官势力斗争而名闻一时。
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李膺出身于望族，他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获罪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专门负责搜捕犯人的官员）。公元165年，李膺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
当时最有威权的宦官，是中常侍（宦官头子）张让。《后汉书》的《宦者列传》说，“宾客求退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拿张家开刀。张让之弟张朔，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责问他还没有请示即行诛杀，李膺的自我辩护，不是依照法律，而是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行事过于迟缓。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
李膺敢于打击宦官，名声越来越大，士大夫如能得到他的：接待，被认为是莫大的荣眷，称之为“登龙门”。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敬意，在太学生中，流传着“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的话，就是赞扬他们三人。
以李膺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公元166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捕李膺等200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李膺等人虽然遭到压制，但是他们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如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
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因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等人被害。公元169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以至于死、徙、废、禁的，多达六七百人。
在搜捕“党人”时，有人劝李膺逃走，但他以“事不避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节。范滂的母亲也勉励儿子说：“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某些党人逃亡时，“望风投止”，许多人“破家相容”，这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后来谭嗣同临刑前，其《狱中题壁》的头一句是“望门投止思张俭”，说的也是这个时候的事。
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多达数千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样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这次党锢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军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
回过头来，我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呢？黄仁宇先生说，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很难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到很多名士对宦官家属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到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说“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造成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不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还有一位“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廷中的纠纷，还在家庭内部产生。
传统历史学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军的造反，或归咎于董卓的番兵入卫（番兵是指边境上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地方部队），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后。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虽是在汉亡之前，但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总之，以学阀变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的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
要点
这是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中“第一帝国”的下篇，介绍了从王莽夺位到东汉的党锢之祸。这其中，有一个主线，那就是东汉的灭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不仅仅是东汉外戚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的问题。因此，对于这种多方面的原因，一定要注意从社会的深层次结构上来找原因。
概念解释
“度田”：公元39年，刘秀下令在全国度田，即清丈土地，包括核实户口，其目的在于增加政府的租税和赋役收入。然而，由于度田不仅要度农民的土地，也要度豪强的土地，而他们不愿意如实呈报，还想乘机将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刘秀知道度田不实，对舞弊官员严厉处罚，结果引起豪强暴动。老百姓也因度田时官吏的骚扰，发生起义。面对这种局面，刘秀只得妥协，公开宣布取消度田。
“黄巾起义”：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社会危机日益加深。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利用宗教思想，吸引了大批教徒，并于184年起义。因为起义军头戴黄巾，史称“黄巾起义”。由于各部之间缺乏统一的行动，被曹操等人各个击破，最终失败。
“门生”：东汉称儒学宗师亲自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东汉中后期，渐与宗师形成私人依附关系；魏晋南北朝则成为世族豪强地主的依附人口。
思考题
1．如何评价光武帝？
2．试分析“党锢之祸”的社会背景及失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