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书生：王莽
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
——黄仁宇：《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之所以使用这个标题，是因为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写过一本书，名字正是《毕章是书生》。在那本书里，作者回顾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觉得正是由于自己是个“书生”，所以当时才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个名字起得实在太好，用在王莽身上也极其恰当，所以借过来一用。
王莽也是外戚，他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政君的兄弟王风、王商、王音、王根四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前后达9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许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门下。王家势力的显赫，为王莽代汉奠定了政治基础。
成帝时期，贵族官僚骄奢淫逸，横行不法，而王莽却“折节”向学，疏散家财，赡养儒生，博得官吏的称赞，赢得了声誉。公元前8年，王根告退，王莽继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1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回到封地。公元前1年，哀帝死，王莽复任大司马，并录尚书事（秦及汉初，尚书是少府的属官，是在皇帝身边任事的小臣，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合称六尚，因其在殿中主管收发文书并保管图籍，故称尚书。汉武帝时，进一步强化专制，政从己出，尚书因主管文书，地位逐渐重要。起初尚书多用宦官，后经激烈斗争，专用士人。由于尚书在西汉时已成为政府机要部门，所以凡是掌握实权的大臣都领尚书事，如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王风以大司马领尚书事），操纵了西汉政权。
王莽执政后，一方面排斥异己，另一方面又继续采取笼络人心的措施，如封汉宗室和功臣后裔，前后多达200人；对于二千石（太守一级的官员）以上的官吏，年老退休者，终身食原俸的1/3；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和太学生名额，给太学建造上万间房舍。这样就取得了相当多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一些社会措施。公元2年，有些地方发生灾害，他捐田30顷、钱百万，分配给贫民。他又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建住宅200区，也就是建设经济适用房，让贫民居住。这些措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因王莽不接受皇帝的赐田而上书歌功颂德的，竟多达48万多人。各地官员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这样，到公元8年，他终于一脚踢开刘氏政权招牌，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
因此，黄仁宇先生说，王莽能够在众多的侄儿辈中突现出来，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名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面对这些情况，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也就是提拔好人，惩罚坏人。所以王莽纵然狡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开出路了。
王莽掌权后，为了缓和矛盾，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活动，也就是所说的“新政”。公元9年，刚刚当上皇帝不久的王莽就下诏，历数秦汉社会兼并之弊，“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针对此种情况，他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由于土地不均，他规定，凡是家中男子不超过8人，而所占有的土地多于一井（900亩）的，多余部分就必须分给乡里，以符合井田制模式。他甚至还说，“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夷，以御魑魅”，也就是说，有谁敢说井田制的坏话，就将他流放到边疆。
王莽颁布这个诏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改变私人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要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想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以图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但是，地主官僚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结果以此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这个诏令。3年后，王莽不得不取消这个诏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卖买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公元10年，王莽又推行了“五均六筦”法。“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评定当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织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平价收买。“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准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王莽推行五均六筦时，仿效了汉武帝的办法，让一些大商人插手。但是武帝凭借国家的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这些商人，而王莽则无力控制，结果这些人“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固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反倒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好途径，所以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筦，也失败了。
王莽还推行了一条民愤极大的措施。公元7年，他下令加铸错刀、契刀和大钱3种钱币，规定分别值五千、五百和五十，与原有的五铢钱同时流通。后来，他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并且颁令禁盗铸。此后，他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分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这种屡易货币的做法，也加速了百姓的破产步伐。
黄仁宇先生为王莽的新政归纳了两条：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都属于传统的“食货”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这种理想，牵涉围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王莽自己所发的诏书来看，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通过一纸文书颁布，而天下欣然影从，也未免太天真了。
另外，王莽还对其他方面也多有更张。比如，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甚至连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有“新家”、“新室”、“黄室”、“新成”、“新世”、“薪世”，或单称为“薪”，不过，这一切把戏都没有能够挽救失败的命运。
黄仁宇先生指出，西汉与东汉之交，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受后者的羁绊，王莽则反之。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却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均田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但他对这些事全未考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黄仁宇先生分析说，王葬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做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都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而社会结构又是那样的盘根错节，任凭是谁，也会毫无办法。
王莽又喜欢“符命”，也就是说，他迷信原始型的信仰，并企图利用这种带有神秘性的色彩，来支持他的王朝。但是由于他的眼高手低，做事经常文不对题，结果落得个身首异地。所以，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